千里之外的淮南道上，饥饿与疲惫如同毒蛇般缠绕着每一支运粮队伍，腐蚀着每一个士卒的意志。老贾和他手下的老兵们，他们不敢去动这批军粮，只能在夜色中蜷缩着，啃食着那少得可怜的干粮，遥望着漆黑的前方，心中唯有对未知与困境的恐惧。他们是这场无形战争中最底层、最直接的受害者。
然而，在洛阳巍峨的宫城深处，承华殿内却是一片静谧。金丝楠木雕花的案几上，青铜博山炉中燃着安神香，袅袅青烟盘旋上升，将殿内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曹髦端坐于案后，手中并非批阅奏折，而是翻阅着一本泛黄的《史记》。然而，他的目光却并未落在书页之上，而是透过敞开的殿门，望向宫外那深沉如墨的夜空。
白日里那些关于粮草调度“疏漏”、辎重运输“延误”的禀报，此刻在他脑海中反复回荡，每一个字眼都像是一把钝刀，一下下刮蹭着他那颗尚未完全硬化的心。他清楚地知道，那些“疏漏”并非天灾，而是他亲手设计的“人祸”。那些被调往偏远郡县、绕行数百里的粮草，那些被随意更改路线的辎重，每一份都代表着前线将士的一份饥饿，代表着后方百姓的一份负担。
他能想象到，在前线，司马昭的军队必然已经开始就地征集粮草，甚至可能采取强取豪夺的方式。那些原本就困顿的百姓，将不得不为这场叛乱付出更沉重的代价。那些在冰冷的夜色中挣扎行军的士兵，他们的怒骂、他们的怨恨，此刻仿佛穿透千里之遥，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边。
“这样真的好吗？”
一个微弱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那是来自现代社会，来自那个法治、人道、以民为本的教育熏陶下的他。他曾以为自己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目标。然而，现实却像一记重锤，将他理想主义的外壳敲得粉碎。此刻他所做的，与那些他曾经批判过的，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旧时代君主，又有何异？他的良心，正在被这种残酷的现实一点点撕扯着。
他闭上眼睛，试图驱散脑海中那些血腥和悲惨的画面。可越是想驱散，那些画面便越发清晰。仿佛他能看见那些被强征了粮食的农户，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家老小的口粮被搬走，脸上是绝望和麻木；仿佛他能听见那些在饥寒交迫中倒下的士卒，临死前对家人的呼唤，对命运的诅咒。
强烈的内疚感，像潮水般涌上心头。这与他平日里批阅奏折，决策国家大事时的心境截然不同。那时，他所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文字，是抽象的数字，是宏观的战略。而现在，他所面对的，却是活生生的人的苦难，是他亲手造成的苦难。
但很快，另一个声音，一个更加冷酷、更加理智，也更加符合这个时代法则的声音，压过了良心的谴责。
“他们是司马家的兵。”
他猛地睁开眼睛，眼神中闪过一丝挣扎，但很快就被坚定所取代。是的，这些士兵，表面上是魏国的将士，实际上却是司马氏的私兵，是他们用来巩固权势、威胁皇权的爪牙。他们效忠的不是大魏江山，而是司马氏的旗帜。他们是司马家族豢养的工具，是他们压迫皇室、掌控朝政的倚仗。
“司马昭若能轻而易举地平定淮南，那么朕又将何去何从？”
这个念头如同尖刀一般，瞬间刺穿了所有的犹豫和彷徨。诸葛诞的叛乱，是曹髦苦心孤诣、冒着巨大风险才促成的。他深知，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是动摇司马氏根基、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的机会。如果司马昭能迅速平叛，不仅司马氏的威望将达到顶峰，届时，一个功高盖主的权臣，又岂会容忍一个屡屡掣肘的皇帝？他的下场，绝不会比曹芳更好，甚至可能更惨。
想到这里，曹髦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复仇者，他只是想活下去，想重新掌握属于自己的命运。而要活下去，要掌握命运，就必须学会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生存。政治，从来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它是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是权谋斗争的无情厮杀。
他缓缓地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棂。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吹拂进来，却未能平息他内心翻腾的波澜。他眺望着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重重宫阙，以及更远处那片无边无际的洛阳城。这座城，曾是他理想的起点，如今，却成了他残酷成长的见证。
他必须变得更硬，更冷，更像一个真正的帝王，一个为了生存和目标，能够舍弃不必要的妇人之仁的政治家。那些牺牲，那些苦难，在这个宏大的权力斗争面前，似乎都变得渺小而不可避免。他不是没有怜悯，但他的怜悯，此刻必须让位于更紧迫的生存需求。
“朕不能输。”他低声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却又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这一刻，那个来自现代社会，带着一丝天真和理想主义的曹髦，在宫城深处这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完成了一场蜕变。他依然会为无辜者的牺牲感到痛惜，但那痛惜，将不再是阻止他前进的羁绊，而是一种沉重、却又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他明白，从此以后，他的手中将沾染更多无辜者的鲜血，他的决策将带来更多不可弥补的苦难。但这，或许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真正一位帝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而这条路上，再无回头路可言。他必须向前，一步步，走向那个充满血与火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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