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
“殿试的时候，先帝问他对策里那句‘民为邦本’作何解。他当着满朝文武说，‘本固邦宁，本弱邦倾。今之本，在江南赋税太重。’”
岳父顿了顿。
“满殿都捏着把汗。他才二十出头，头一回见皇帝，张口就敢说这个。”
“后来呢？”
“后来先帝批了二甲传胪。”岳父看向窗外，“没罚他，也没夸他。只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倒是个愣的。’”
我沉默了。
周怡这个“愣”，一楞就是一辈子。
严嵩当权，他弹劾严嵩。被下了诏狱五年，期间放出来一个月，又被抓回去。被狱卒刻意断水断粮，人都脱了形，愣是没死。
徐阶当权，他没去攀附。高拱当权，他也没去攀附。
自从奉命归京后，他把那口气，全熬进了那本《嘉靖奏疏考》里。
周怡家在南城一条僻静的巷子里，三间旧瓦房，院子小得转不开身。
岳父在门口停下，朝里面努了努嘴：“你自己进去。他在等你。”
我推开门。
周怡靠在窗边的藤椅上，膝上盖着一条旧毯子。阳光从窗棂斜斜透进来，照在他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更深。
茶几上摆着一摞手稿。封皮上是他亲笔写的字：《嘉靖奏疏考》。
“瑾瑜来了。”他笑起来。
我在他床边的凳子上坐下。
“周伯父”
“别这副表情。”他摆摆手，“又不是今儿就死。太医说还有三个月，够用。”
他指了指那摞手稿：“里头有几条，关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的，我查了三个版本的档，对不上。你回头让赵凌帮着翻翻北镇抚司的存目——”
“周伯父。”我打断他。
他停下来，看着我。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
目光落在他的手腕上。
那里有一圈洗不掉的印子，暗沉沉的，像被火烙过。
是枷锁磨的。五年诏狱，铁枷套在同一个位置，皮肉长合了，疤痕却留了一辈子。
他在诏狱没死。只是手腕上多了一圈永远褪不掉的印记。
“顺之伯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他看着我。
“你恨先帝吗？”
这句话压在我喉咙里很多年了。从我第一次见他，从周延总宪哪里
窗外有鸟叫。院子里，岳父负手站在那棵槐树下，没有回头。
周怡低下头。
他看着他手腕上那道磨不平的旧痕。拇指在上面轻轻抚过，一下，又一下。
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发上。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从未。”
他说。
我的呼吸停了一瞬。
“从未？”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勉强，没有苦涩，甚至没有我预想中的、任何与“宽恕”有关的费力。
他只是笑了笑，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他关了我五年，可他没有一天不让我读书。”
“他断了我三天的水粮，可他没有断过我牢房里的灯油。”
“他在位四十五年，杀过忠臣，用过奸佞，信过丹术，误过国事——”
他顿了顿。
“可他也没有一天，不想让这个国家好。”
我把脸埋进手掌里。
“瑾瑜。”
我抬起头。
他看着我的眼睛，那双熬过五年诏狱、饿过七天、磨出老茧的眼睛里，没有怨恨，没有不甘。竟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慈悲。
“恨，太累了。”
“我把那点力气省下来，做完了想做的事。”
他指了指案头那摞《嘉靖奏疏考》。
“瑾瑜，抽时间送我归乡吧，我想落叶归根。”
“一定”。我轻握周怡的手承诺。
从周怡家出来，天已黑透。
岳父在巷口等我，负手站在一盏昏黄的檐灯下。
他没问周怡最后跟我说了什么。他只是沉默地走在我身侧，像一座不会说话的山。
走了很久，他忽然开口。
“顺之这个人，”岳父说，“当年在翰林院，谁都说他活不过三十。”
“为何？”
“太愣。”岳父顿了顿，“愣的人，在官场活不长。”
他停下脚步，看着夜色里影影绰绰的北京城轮廓。
“可他活到了六十。”
“不是命硬。”
岳父转头看着我。
“是他从来没恨过不该恨的人。”
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
回到府邸时，夜已深。
成儿早就睡下，婉贞在灯下刺绣，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只轻声说：“灶上热着粥。”
我摇摇头，在书房坐下。
桌上摊着周怡那本《嘉靖奏疏考》的抄稿——他提前托岳父带给我的，说让我留着，日后查案或许用得上。
我翻开扉页，看见他的题跋。
墨迹很新，是最近才添上去的。
寥寥数行，字迹已有些颤抖，但一笔一划仍是当年的风骨：
“余二十举于乡，二十五成进士，三十七下诏狱。四十二再入，四十三释归。
先帝在位四十有五载，余事之十八年。狱中五年，尝扪心自问：值否？
今将归乡，回看旧疏，恍如隔世。
值也。”
我合上书。
窗外，更鼓敲过三响。
周怡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恨，太累了。”
我把《嘉靖奏疏考》轻轻放在案头，吹熄了灯。
明天还有明天的仗要打。
但今晚，我想我会睡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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