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经堂内，针落可闻。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讲台前那个身着素色儒衫的少年身上。
窗外的阳光洒在他的肩头，为他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让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只有九岁的孩童，倒像是一位指点江山的年轻朝臣。
顾夫子捋了捋花白的胡须，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他教了一辈子书，见过无数才子，但敢在课堂上公然要算“天下大账”的，赵晏是头一个。
“赵晏，你且算来。”顾夫子沉声道，“老夫也想听听，你口中的‘实’，究竟有多实。”
“是。”
赵晏微微拱手，随即转身面对魏子轩，以及那些满脸不屑的世家子弟。他的目光并未在他们身上过多停留，而是仿佛穿透了这间学堂，看向了更远的地方。
“魏师兄方才说，商贾逐利，是‘与民争利’。那敢问魏师兄，可知大周朝一年的国库岁入几何？岁出又几何？”
魏子轩一愣。他平日里读的都是四书五经，学的都是诗词歌赋，哪里会去关心这些枯燥的数字？
“这……这乃是户部机密，我……我如何得知？”魏子轩强撑着说道，“况且，读书人当究天人之际，何必钻研这些账房先生才管的俗务？”
“俗务？”
赵晏冷笑一声，声音陡然转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边关将士的军饷是俗务？黄河两岸的赈灾粮是俗务？朝廷百官的俸禄也是俗务？！若无这些‘俗务’支撑，你魏大少爷还能安稳地坐在这里高谈阔论吗？！”
魏子轩被怼得哑口无言，一张俊脸涨成了紫红色。
赵晏不再理他，而是朗声背诵道：
“景元二年，户部呈报：国库岁入白银一千四百五十万两。其中，田赋占八百万两，而盐课、茶课、关税及各类商税，合计六百五十万两！”
“这一年，北疆遭遇百年未遇的雪灾，鞑靼犯边，朝廷急调三百万两军费驰援；同年，淮河流域大水，朝廷又拨发二百万两赈灾。”
赵晏伸出手指，一个个数字如连珠炮般从他口中蹦出，精准、详实，带着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力量。
“魏师兄，你算术若是学得好，不妨算算。若无那六百五十万两的商税支撑，光靠看天吃饭的田赋，这五百万两的救命钱，从何而来？！”
“是从你家那几千亩免税的良田里变出来？还是靠你在书斋里念几句‘君子固穷’念出来？！”
“轰——！”
这番话，如同一记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头。
在这个时代，虽然重农抑商是主流，但从未有人像赵晏这样，赤裸裸地将“商税”的重要性摆在台面上，用血淋淋的数据告诉所有人——商贾，是国家的支柱之一！
顾夫子听得动容，手中的书卷不知何时已放了下来。他看着赵晏，眼中满是震撼。
这些数据，虽非绝对机密，但也绝非普通学子能随口道来的。此子平日里究竟读了多少书？关注了多少时政？
魏子轩此时已经有些慌了。他虽然不懂经济，但也听得出赵晏这话里的分量。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认输，依然死鸭子嘴硬：
“你……你这是强词夺理！商税再多，那也是剥削百姓得来的！商贾低买高卖，囤积居奇，赚的都是黑心钱！”
“低买高卖便是黑心？”
赵晏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魏师兄，那我且问你。江南的丝绸若不运到北方，北方的百姓穿什么？湖广的稻米若不运到京师，京师的百官吃什么？川蜀的药材若不运到疫区，染病的灾民靠什么活命？！”
“商贾冒着风餐露宿、盗匪劫掠的风险，流通有无，调剂余缺。他们赚的是辛苦钱，是脚力钱，更是——风险钱！”
赵晏向前一步，逼视着魏子轩：“正是因为有了商贾的流通，‘货’才能变成‘财’，‘财’才能化为‘税’，‘税’才能养兵、赈灾、安民！”
“魏子轩！你身为前任国子监司业之子，享受着朝廷的优待，家中良田万亩却无需纳税。你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寸丝，都可能来自商税的供养！你一边吸着商税的血，一边却在这里骂商贾是‘贱业’，骂他们‘与民争利’？”
“请问，到底是谁在与民争利？到底是谁在——吸食民脂民膏？！”
……
讲经堂内的空气，仿佛被赵晏这一连串的税收理论给凝固了。
魏子轩张着嘴，脸色惨白，想要反驳，却发现脑子里空空如也。
他平日里引以为傲的那些诗词歌赋、风花雪月，在赵晏抛出的“国库岁入”、“军费赈灾”这些硬邦邦的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甚至有些可笑。
他从未想过，一个九岁的孩童，竟能对朝廷的钱粮赋税如数家珍。
更没想到，那个被他视作“贱业”的商贾之道，竟真的支撑起了大周朝的半壁江山。
“怎么？魏师兄不说话了？”
赵晏并没有乘胜追击地羞辱，而是收敛了刚才那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声音重新变得平和，却更具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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