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二十年的春风，并未能吹散笼罩在南直隶山川矿场之上的阴霾。当朝廷“矿产国有、专营专卖”的诏令，如同冰冷的铁律，镌刻在邸报和公文上，传遍各府州县时，它所触及的，是远比整军更为盘根错节、利益深厚的神经末梢。整军，动的是世袭军官、兵痞蠹虫的饭碗；而矿产国有，则直接掘向了地方豪强、商贾巨富、乃至许多州县官吏甚至朝中某些势力的命根子。
诏令甫下，朝堂之上便暗流汹涌。以都察院御史为首的一批官员，连续上疏，或言辞委婉，或引经据典，核心意思无非是“与民争利，非圣朝所宜”、“开矿扰民，易滋事端”、“骤然收归，恐伤朝廷体面，有与民争利之嫌”，甚至搬出“风水龙脉，不可轻动”的旧说。这些奏疏被留中不发，但压力已然传导。
真正的抵抗，发生在诏令试图落地的广袤乡野与深山之中。
宁国府，某处由本地豪强陈氏把持的大型煤矿。
陈氏乃百年大族，族中不仅出过进士、举人，更与南京某部堂高官有姻亲之谊。其煤矿雇佣矿工逾千，不仅供应本地，更通过长江水道，远销苏松，获利极丰。朝廷委派的矿务司官员，带着户部、工部文书及一队兵丁前来接收时，遭遇的却是软钉子。
陈氏族长，一位须发皆白、精神矍铄的老者，客客气气地将官员迎入厅堂，奉上香茗，然后开始诉苦：矿脉渐竭，开采艰难；矿工刁顽，时常闹事；历年拖欠工钱、抚恤，窟窿巨大；更兼地下水患频发，需巨额银钱疏浚……总之一句话，煤矿已是摇钱树成了烫手山芋，朝廷若要收回，陈家绝无异议，只是这历年积欠、矿工安置、水患治理等遗留问题，还需朝廷一并解决，粗略估算，需银二十万两。若朝廷一时不便，陈家愿勉为其难，继续“代为经营”，每年向朝廷缴纳“矿课”，数额嘛，自然比那二十万两的“窟窿”要“合理”得多。
矿务司官员心知肚明，这是狮子大开口，更是赤裸裸的威胁——要么拿出天价赎买银（国库空虚，根本不可能），要么就继续让陈家把持，朝廷只能拿到一点象征性的“矿课”。官员试图严词驳斥，陈族长便唤来账房，搬出厚厚几大本“历年账册”，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亏空”条目，一脸愁苦。陪同的地方知县，眼观鼻鼻观心，默不作声。同来的兵丁人数有限，面对陈家庄园内外隐约可见的精壮庄丁，也不敢轻动。第一次接收，便僵在了这里。
庐江府，以盛产硫磺着称的山区。
这里的抵抗更加直接和血腥。硫磺矿多位于险僻之处，开采条件恶劣，长期以来被几股地方势力（半是乡绅，半是匪帮）控制。他们手段凶残，压榨矿工如同奴隶，所产硫磺除少量卖给官府应付差事，大部分走私出境，利润惊人。矿务司官员携少量衙役、兵丁进山接收，尚未抵达主矿，便在山道中遭遇“土匪”袭击。弓弩、石块从两侧山崖滚落，官员被惊马摔伤，两名衙役死亡，数名兵丁受伤，只得狼狈退回县城。府县请求派兵剿匪，驻军却以“兵额未补，剿匪需详议”为由拖延。明眼人都知道，所谓“土匪”，与那些硫磺矿主脱不了干系。地方官要么收了好处，要么畏惧其凶悍，大多敷衍塞责。
当涂，巨大的铁矿区，利益网络更为复杂。
这里不仅有本地豪强，更有致仕官员、卫所旧将、乃至南京城里的勋贵暗中参股。矿务司的接收遇到了全方位的“非暴力不合作”。矿主们表面恭敬，交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堆真假难辨的地契、账册，然后便是各种“困难”：矿工“听说”朝廷要接管，担心生计无着，聚集“请愿”；关键的技术工匠“突然”染病或返乡；重要的采矿工具“意外”损毁；通往矿场的道路“恰好”被山洪冲垮需要“时间”修复……接收工作寸步难行。更棘手的是，不断有匿名状子递到府衙、甚至南京，控诉矿务司官员“借接收之名，勒索商户”、“纵兵扰民，强占民矿”，搞得负责此事的工部郎中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各种质询和调查。
暗地里的动作，更为险恶。
在长江水道，运送矿石的船只开始“频繁”遭遇“水匪”劫掠，或“意外”沉没。在矿区附近，开始流传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朝廷开矿，是要抽地气，断龙脉，会引来山崩地裂，瘟疫横行！”“矿务司收了矿，就要把所有矿工都编入军籍，拉到北边去打仗送死！”“那些番鬼（指费尔南多等泰西匠人）是来施妖法的，用了他们法子，矿洞会塌，人会变成石头！”愚昧的矿工和周边百姓被煽动，对矿务司的人员充满了恐惧和敌意。
更有一批被收买的落魄文人、讼棍，四处活动，炮制各种“万民书”、“冤情状”，将矿务司描绘成“苛政猛于虎”的象征，将利益受损的矿主塑造成“与民争利”的受害者，试图博取舆论同情，给朝廷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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