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武英殿
秋意渐浓,窗外的银杏开始染上金黄。崇祯刚听完王承恩关于宫内各处暗查进展的低声禀报,正觉有些气闷,另一名心腹内侍便匆匆送来顺天府关于“匿名义捐”的初步呈报。
展开一看,崇祯的眉头便挑了起来。
情况与他预想的“门可罗雀”或“零星施舍”略有不同,竟真有了回应,只是这回应的方式,颇为耐人寻味。
奏报称,自前日于京城几处要地设下“河南灾民义捐箱”并张榜后,起初确如薛国观等人所料,观者多,问者少,投钱者更是寥寥,多为几个铜板、几钱碎银。顺天府尹正暗自叫苦,觉着这差事怕是要办砸,有损朝廷颜面。不料昨日,忽有数位衣着光鲜、管事模样的人,分别来到几处捐箱前,并不投钱,而是向值守的吏员打听:“此捐箱,果真只记钱数,不记人名?”
得到肯定答复后,其中一位自称是“永丰号”大掌柜的人便道:“我家东主江伯远老爷,闻河南惨状,心有不忍,愿捐白银四万两,以助灾黎!”
四万两!值守的顺天府吏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已是一笔巨款!然而,那人紧接着便提出了条件:“不过,我家东主有个不情之请。这捐输之事,乃是为国为民的义举,朝廷可否……将我家东主的名讳记录在册,并张榜公示,以彰其善?若朝廷允准,四万两白银,即刻便可兑付,交付顺天府或陛下指定的衙门。若……若坚持匿名,只记总数,那……那这捐款之事,恐怕就难了。”
几乎在同一两日内,另外几处捐箱前,也出现了类似的说客,代表的是不同的商号或富户,所愿捐数额从数千两到两万两不等,但无一例外,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记名,张榜公示。
顺天府不敢擅专,更被这突如其来的“巨额捐款”和附加条件弄得不知所措,只得火速将情况汇总,报入朝中。
崇祯放下呈报,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嘴角却勾起一丝了然又略带讥诮的弧度。
“记名,张榜……”
他几乎瞬间就明白了这背后的逻辑,匿名捐款,除了真正慈悲为怀、不图回报的极少数人,对于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商人而言,毫无吸引力。他们拿出真金白银,要的就是名声,就是回报!这回报可以是直接的商业利益,可以是政治上的庇护或认可,最起码,也要有“乐善好施”的美名传扬,为自家商号、家族增光添彩,甚至可能惠及子孙。
而现在这些串联起来、一致要求“记名张榜”的商人,其动机恐怕还不止于此。
四万两、两万两……这不是小数。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现银的商人,其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官场背景或利益关联,他们此举,与其说是商人自身的意愿,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投石问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投桃报李”。
“桃”是什么?可能是崇祯登基以来,除魏阉、清晋商、整顿商务环境带来的某种“新气象”?也可能是他近期提高直隶官员俸禄、补发欠俸,让一些相关联的商人看到了朝廷并非一味盘剥,也有“讲规矩”、“给甜头”的一面?更可能的是,这是某些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正在推行一系列变革、且态度坚决的势力,试图用一种相对“安全”和“正面”的方式,向皇帝示好,表达一种“愿意在规则内合作”的姿态。
毕竟,直接贿赂官员风险大,且皇帝去年以来整顿吏治的刀子还没完全收起。
而这种通过响应朝廷号召、慷慨捐输救灾的方式,既符合儒家提倡的义行,又能实际帮助皇帝解决燃眉之急,还能留下美名,甚至可能换来皇帝的好感与未来的关照。
万一皇帝记住了“江伯远”这个名字呢?万一将来有什么政策或生意,皇帝能想到这些“急公好义”的商人呢?
这是一笔政治投资,商人是台前的演员,而幕后,很可能站着一些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又对朝局风向有判断的官员,甚至勋贵。他们想用这些白银,买一个“名”,买一个“善缘”,或许,还想试探一下皇帝对“绅商”力量的态度。
崇祯对此并无太多反感。在眼下极度缺钱的困境中,有人愿意主动送钱,只要不过分触及底线,他自然乐见其成。
记名张榜?当然可以!
当民间义捐数额看起来可观时,他再添一些进去,就更加顺理成章,不易引人怀疑。
不过,该弄清楚的,还是要弄清楚。这钱,不能拿得糊涂。
“王承恩。”崇祯开口。
“奴婢在。”
“顺天府报上来的这几家,永丰号江伯远,还有另外那几家,你让东厂的人去摸摸底。”
崇祯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查查这些商号的底细,主要买卖是什么,背后有没有什么人,平日里和哪些衙门、哪些人走动得比较近。特别是……最近有没有和宫里,或者朝中哪位大臣,有过不寻常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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