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外天桥的戏棚里，浓重的脂粉味混着劣质灯油的烟气，在午后的闷热中凝成一片令人窒息的雾。程允执撩开那道油腻的蓝布门帘时，台上正唱到《浣纱记》里西施捧心的那折——扮西施的旦角儿约莫四十岁了，脸上的铅粉厚得随时会龟裂，却还要捏着嗓子作十六岁少女的娇态，那声“范郎啊——”拉得又尖又长，像钝刀划瓷碗，听得人牙根发酸。
台下稀稀落落坐着二十几个看客，多是闲汉脚夫，边嗑瓜子边起哄：“脱！脱了纱衣才好瞧！”老旦角儿只得把本就单薄的纱衣又褪下半边，露出松垮的肩。坐在角落里的琴师别过脸去，手中胡琴的音调走了三度。
“这是‘玉春班’。”带路的本地衙役低声道，“班主姓胡，年轻时也是红过的角儿，如今...混口饭吃罢了。”他指了指棚柱上褪色的戏单，“翻来覆去就那七八出：《浣纱》《拜月》《牡丹亭》，全是才子佳人。不是不想唱新的，是新的没人写，写了也没人敢排。”
伯颜帖木儿的目光却被棚外另一个小场子吸引。那里没有戏台，只在地上铺了块破毡，三个蒙古流浪艺人正在表演。没有丝竹伴奏，只有一把马头琴、一面手鼓。琴声苍凉，鼓点急促，艺人用蒙语唱着一首长调，通译在旁边低声翻译：唱的是去年冬天草原上的白灾，冻死了多少牛羊，又饿死了多少老人孩子。围观的有几个蒙古归附民，听着听着便抹起眼泪。
“他们唱的是真的。”伯颜帖木儿的声音有些发涩，“可汉人的戏台上，还在唱一千年前的眼泪。”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收集戏单。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规律：京城十七家公开演出的戏班，近三年新排的剧目不超过五出，且全是改编前朝旧本。而私下流传的“手抄戏文”里，倒有不少新鲜故事——有写边军之苦的，有写漕工之累的，有写贪官之恶的，可这些本子“见不得光”，只能在文人雅集上偷偷念几句，从不敢搬上戏台。
“因为教坊司有规矩。”一个落魄文人模样的中年人在茶摊上低声说，“新戏上演，需报备剧本，审查通过方可。可审查的大人们...”他苦笑，“但凡涉及时弊的，一律打回。前年我有出写军屯弊政的戏，才递上去，第二日就有衙役上门‘劝诫’。”
真正的转机在一个雨夜。程允执从工部衙门回府途中，马车陷在泡子河新修排水渠旁的泥泞里。车夫去找人帮忙时，他听见旁边窝棚里传来呜咽的胡琴声，伴着沙哑的唱腔：
“挖沟的汉子哟，脊梁弯成弓/一锹泥，一锹汗，垒起城墙十里长/可老爷的算盘响，工钱扣三成/说是要孝敬，说是要打点/剩下那几文哟，不够换口粮...”
推门进去，窝棚里挤着十几个浑身泥浆的河工。拉琴的是个独眼老汉，唱的是个缺了门牙的后生。没有戏服，没有妆容，就着昏黄的油灯，唱他们自己的日子。见有生人进来，琴声戛然而止，后生慌忙把手里写着唱词的小本往怀里塞。
“别怕，”程允执蹲下身，“唱得...真好。谁写的词？”
后生低头不答。独眼老汉叹了口气：“是小老儿瞎编的。咱们这些苦力，心里憋着话，编成唱词，夜里哼几句，解解闷。”他摩挲着胡琴的琴杆，“可比不了戏台上的正经戏文...”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当程允执说起这段见闻，并奏请“放宽戏曲审查，鼓励新编现实题材”时，教坊司奉銮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程部堂！戏曲者，教化之器也！当宣扬忠孝节义，岂可任俚俗污言登大雅之堂？若让那些苦力、匠人的粗鄙之词流布市井，岂不乱了礼法纲常？”
“奉銮大人可知，”程允执从袖中取出那页从河工窝棚里抄来的唱词，“这‘粗鄙之词’，昨夜在泡子河工地上，让三百个河工听了落泪？”他顿了顿，“而大人主管的教坊司，上月排演的《贞娥刺虎》，台下看客打哈欠的，倒有一半。”
礼部侍郎补充道：“且不说教化，单说生计——如今各戏班收入微薄，艺人贫苦，正是因为老戏没人看，新戏又不让排。长此以往，梨园行当怕是要绝了。”
伯颜帖木儿说起草原上的“好来宝”：“我们也有说唱艺人，但他们不说一千年前的英雄，只说眼下的英雄——哪个部落的汉子打狼救了羊群，哪个额吉收养了孤雏。孩子们听了，就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人。”他看着殿中众人，“戏台像镜子，若镜子里照出的永远是古人的脸，看戏的人怎么照见自己？”
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把握“度”。完全放开审查，恐有诽谤朝政、煽动民变之险；但审查过严，戏曲又成无源死水。程允执提出的方案是设立“戏曲编审院”，成员不仅包括礼部、教坊司官员，更有国子监博士、民间宿儒、甚至邀请通晓各族艺术的代表参与。审查标准不再是简单的“禁”，而是分级：凡“忠君爱国、劝人向善”者，大力扶持；“讽喻时弊、反映民生”者，允许上演但需注明“戏文虚构”；唯“诲淫诲盗、诽谤朝廷”者，方在禁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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