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让二儿子转匠籍,”其其格在调研报告中写道,“他就可以正经学手艺,纳匠班银抵掉大哥的军役。三儿子若能参加科举,考中了就是‘军籍出仕’,反而光耀门楣。这样一家人都活了,朝廷也得实惠。”
但更大的阻力来自地方既得利益者。有些州县为保税赋,故意隐瞒人口流失,甚至强留流民;有些豪强利用户籍束缚,低价雇佣无法离开原籍的佃户。当朝廷宣布试行新制时,江西某县竟有乡绅联名上书,称“若佃户可自由流动,我等田产无人耕种,必将荒芜”。
程允执的对策是“双向松动”。一方面允许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允许土地流转——无主田、抛荒田可招标承包,承包者享受赋税优惠。更关键的是,他规定:豪强若阻挠佃户合法转籍,经查实,其名下田产按抛荒处理,强制招标。
深秋,第一轮试点在南北各选三府展开。北京大兴县,一个军户家庭的三儿子,通过新设的“军籍科举特试”考中了秀才——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个军籍出身的秀才。消息传开,许多被户籍所困的读书人看到了希望。
在苏州,那个跛脚的周大终于卸下了匠籍,领到了“余丁帖”。虽然他仍要在织染局做杂役,但身份从“被迫顶籍的匠户”变成了“自愿务工的余丁”,月钱多了三成,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可以正常参加民户科举了。
然而最触动人心的变化发生在流民中间。河南某县设了第一个“寄籍登记处”,流民可凭原籍路引登记,领取临时“寄籍帖”,凭帖可在当地租田、务工、子弟入蒙学。一个逃荒来的老汉拿着那张薄薄的纸片,老泪纵横:“有了这个...我们就不算‘流匪’了。”
腊月,试点三个月的初步数据出炉。参与试点的六府,人口流失率反而下降了——因为留下的人看到了希望,离开的人有了归宿。更令人惊喜的是,通过转籍、寄籍新纳的赋税银两,超过了因人口流动造成的税赋损失。
“原来人不是负担,”户部核账的官员感慨,“是活水。活水流动,反而能浇出更多的田。”
但最大的考验在年关的徭役征发。以往按籍派役,简单粗暴。今年试行“役银折纳制”——允许部分户籍人口缴纳“免役银”,由官府雇人代役。这触动了最根本的利益链。
山西某县,里长们集体抵制,因为以往派役是他们捞油水的大头。程允执下令:雇役银的发放全程公示,雇工名单、工时、工钱张榜公布,百姓可随时查问。结果雇役的效率比派役高三成,花费却少两成。
“原来役不是非得硬派,”一个老里长在年终总结会上喃喃,“明码标价,愿者来干,反倒清爽。”
除夕前夜,程允执巡视大兴县的寄籍登记处。虽是年关,仍有零星流民来办手续。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妇人,拿着刚办好的寄籍帖,小心翼翼地问:“有了这个...孩子能上学吗?”
值班的书吏点头:“能,过了年蒙学就收。”
妇人忽然跪下,磕了三个头。不是跪书吏,是跪墙上挂着的《寄籍章程》。那章程写得朴实:第一条便是“人离乡土,仍是朝廷子民”。
伯颜帖木儿站在登记处的门槛上,望着远处零星亮起的灯火。“草原上雪灾时,部落会打开围栏,”他轻声说,“让别家的羊进来吃草。因为知道等来年草绿了,自家的羊也可以去别家吃草。”顿了顿,“户籍...现在开始像可以打开的围栏了。”
窗外传来零星的爆竹声,与登记处里书吏写字的沙沙声交织。那些刚刚被赋予流动权利的人们,此刻或许正蜷缩在陌生的屋檐下,怀揣着那张改变命运的纸片,第一次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户籍网格中,找到了一个虽然微小、却属于自己的、可以合法存在的节点。而那些在灯光下被仔细填写的籍帖,那些在账册里被重新归类的人口数字,此刻正将“人”这个最宝贵的资源,从僵化的格子中一寸寸释放出来,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第一次真正开始随着人的脚步,缓慢而坚定地重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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