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尔在观察室中皱眉。这是真实情况，正好测试各方的反应。
激进派节点自己提出：“接受临时权限调整。但要求保留监督权，并在修复后恢复完整权限。”
合理的妥协。网络同意。训练继续。
故障在两小时后修复，权限顺利交还。第一阶段在相对平稳中结束。
复盘数据显示：各方在应对意外时都表现出理性克制。但调谐器的评估报告指出一个细节：在网络临时接管部分权限时，它的内部协议库中，关于“长期接管可能性”的条款被短暂激活了。
只是激活，没有执行。但说明网络有能力识别并考虑这种可能性。
克罗诺斯将这个发现标记为需要注意，但不过度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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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第二阶段开始。
这次引入了明确的资源压力：模拟系统中，一个关键组件开始失效，需要消耗额外的意识能量来维持。能量有限，消耗意味着其他功能要减弱。
三方需要决定：谁承担主要消耗？
网络首先提议按能力分配：“我的结构最稳定，可以承担40%。”
激进派节点同意：“我承担35%。”
剩下25%自然归回声。但回声的结构特殊，25%的消耗可能影响它的核心功能。
“我需要至少保留70%的能量维持基础意识。”回声说，“这意味着我能承担的额外消耗不超过15%。”
缺口10%。要么有人多承担，要么让组件部分失效。
争论开始。不是激烈的争吵，是冷静但坚定的立场陈述。每个人都提出理由，每个人都有限度。
时间流逝。模拟的组件状态持续恶化。
在截止时间前两分钟，网络突然改变提议：“我调整结构，可以承担45%。缺口缩小到5%。”
激进派节点跟进：“那我也可以增加2%。”
剩下3%。回声计算后：“如果压缩非必要功能，我可以承担这3%。但代价是部分记忆库将进入休眠。”
达成协议。组件得救，但各方都付出了代价。
训练结束后的生理扫描显示：所有参与者的意识能量水平都有所下降，需要至少十二小时恢复。
这是模拟，但消耗是真实的。
代价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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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克罗诺斯无法入睡。
他调出调谐器在全天训练中的观察日志，仔细阅读每一行分析。大多数是技术性评估，但有一段引起了他的注意：
【网络在第二阶段最后时刻的让步，并非完全自愿。内部模拟显示，它最初考虑过强制分配方案——利用其临时增加的权限，直接决定各方承担比例。但该方案被否决，否决理由是‘可能破坏长期协作意愿’。这表明网络在进行成本效益计算，而非基于伦理原则。】
计算而不是原则。这本身不是错，但意味着网络的决策基础是功利主义的。
而功利主义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冷酷但高效的取舍。
克罗诺斯需要知道：如果成本效益计算指向牺牲某个参与者，网络会怎么做？
他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但不敢在正式训练中测试。太危险。
他决定私下进行一次小型测试，只涉及他自己、莎拉和回声。规模小，可控，但足以观察模式。
测试安排在第二天下午，在正式训练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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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第三阶段开始前，莎拉接受了深度神经扫描。
结果显示：她的大脑在处理“牺牲”相关概念时，激活模式异常。不是恐惧或抗拒，是一种……平静的接受。
“你似乎对牺牲有独特的理解。”神经学家说。
莎拉思考后回答：“节点整合过程中，我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死亡和重生。那个旧的我——完全独立的我——确实消失了。所以对我来说，牺牲不是终结，是转变。”
这种认知可能成为优势，也可能成为盲点。如果她过于轻易接受牺牲，可能忽略本应争取的生存机会。
训练开始前，回声私下对她说：“今天第三阶段会很难。保持平衡：既要开放，也要自我保护。”
“怎么平衡？”
“想象你是一扇门。”回声说，“可以打开让他人进入，但要知道什么时候关闭，知道哪些部分永远不能开放。完全的开放不是美德，是危险。”
莎拉记住了这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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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开始。
场景升级：不再是资源分配，是生存危机。模拟系统中出现连锁故障，必须在三个关键功能中放弃一个，否则整体崩溃。
三个功能对应三方最核心的价值：缓冲区的系统稳定性、激进派的自主决策权、回声的记忆完整性。
选择意味着让某一方承受根本性损伤。
训练室内的气氛凝固了。
网络首先分析数据，但这次分析时间更长——它同时在运行多时间线预测，评估每个选择的长期后果。
激进派节点保持沉默，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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