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木的归来与安心离去，仿佛为林晚的情感世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也让她能够以更加全副的身心，投入到北方波澜壮阔的整合与重建大业之中。而外部局势的变化，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赵珩和林晚推向了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中心。
北狄可汗阿史那咄吉亲率的二十万主力，在席卷中原、攻破京城后，继续南下，意图一举吞并富庶的江南，彻底灭亡汉人朝廷。然而，江南水网密布，城镇林立，北狄骑兵的优势受到极大限制。更关键的是，江南各地军民在最初的恐慌后，爆发出惊人的抵抗意志。许多州县官员、士绅豪族自发组织乡兵，依托城池水泽节节抵抗。同时，南逃的朝廷虽仓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能调动部分残余水师和军队，在长江沿线组织了几次有效的防御。
北狄军虽然依旧强悍，但在陌生地形、后勤拉长、水土不服以及愈发顽强的抵抗下，攻势逐渐受阻，伤亡开始增大。而他们后方，以赵珩“摄政王”为核心的北方抗狄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不断收复失地，严重威胁其退路和粮道。
此消彼长之下，北狄南征的战略意图受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阿史那咄吉不得不放缓南进脚步，开始考虑回师稳定北方，清除后患。
然而，赵珩和林晚领导下的北方，已非昔日吴下阿蒙。
经过近两年的经营（自卢沟桥之战算起），“摄政王”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民心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军事上，联军经过整编和实战锤炼，总兵力已超过十万，且装备、士气、战术配合远非当初可比，更有格物院不断提供的技术加持。政治上，《摄政法》及一系列新政在河间府等核心区域成功实践后，开始向更广大的控制区稳步推行，赢得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技术官僚的支持。经济上，农业复苏，手工业（尤其是与军工、民生相关的）在格物院推动下有所发展，与南方（通过镇南王控制的商路）及西域的有限贸易也逐渐恢复。民心更是空前凝聚，赵珩“仁德英明”、“林先生大才”的形象深入人心。
当北狄主力深陷江南泥潭、阿史那咄苾龟缩京城不敢出的消息传来时，赵珩与帅帐众将、以及林晚等核心文官，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
“必须趁北狄主力未归、人心浮动之际，发动大规模反攻，一举收复幽云乃至更多失地，将北狄彻底赶出长城！”郭威等将领群情激昂。
但赵珩和林晚考虑得更深。大规模北伐，固然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必然伴随巨大伤亡和破坏。而且，北狄主力犹存，即便赶出长城，也难保其不会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南方尚有南逃朝廷和镇南王等势力，天下远未一统。
“军事打击必不可少，但需与政治招抚、人心争夺相结合。”赵珩在帅帐会议上定调，“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驱逐北狄，更是要结束割据，真正一统天下，让百姓永享太平。”
于是，一套“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分化瓦解，逐步整合”的天下归一战略开始实施。
首先是对北狄。 赵珩采纳林晚建议，向困守京城的阿史那咄苾发出最后通牒，限其率部北撤，退出长城，可保其部众性命，并允诺开放边境互市（有限制）。同时，利用被俘和投降的北狄贵族、将领，向北狄内部散布汉军强大、抵抗必亡、投降可生的消息，加剧其内部矛盾。军事上，则集结重兵，做出强攻京城的姿态，施加巨大压力。
阿史那咄苾本就因卢沟桥惨败而胆寒，又见兄长主力南下受阻，后方不稳，内部已有将领生出异心。在汉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体面撤退”的诱惑下，经过艰难谈判，最终同意率剩余约三万北狄军（及部分掳掠的财物人口）退出京城，北撤至居庸关外。赵珩遵守承诺，未加追击，但要求其释放所有被掳汉民。
建武二年（赵珩暂定年号，以摄政王名义发布）秋，沦陷两年有余的京城，在被北狄撤退前最后一次洗劫和焚烧（部分建筑）后，终于回到了汉人手中。虽然满目疮痍，但象征意义无比巨大！赵珩率文武官员及部分精锐，在残破的皇城前举行了庄严的祭告天地和列祖列宗仪式，宣誓光复旧都，继续抗狄到底。消息传开，天下震动，尤其是北方士民，无不欢欣鼓舞，赵珩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其次是对南逃朝廷和南方势力。 赵珩在光复京城后，并未立刻称帝，反而以“摄政王”名义，向江南发出“共议国是、同御外侮”的呼吁。他严厉谴责南逃皇帝弃国失民之罪，但表示为了抗狄大局，愿暂时搁置争议，呼吁南方各势力停止内斗，共同出兵，夹击滞留江淮的北狄主力。同时，他派能言善辩的使者，携带河间新政成果报告和《摄政法》文本，南下游说南方士绅、将领，宣传北方的新气象和赵珩的仁政，暗中分化南逃朝廷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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