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制度的争论与构想，在高层内部持续发酵、碰撞、磨合。但外部统一的步伐，却随着北狄威胁的解除和北方政权威望的如日中天而势不可挡。
赵珩采纳了“军事威慑为主，政治招抚为辅”的策略。以韩猛、郭威为首的大军，陈列于长江北岸，做出随时渡江南下的姿态，给南逃朝廷和南方各势力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派出的各路使者、说客，携带赵珩的亲笔信和北方新政的详细资料，在江南、蜀中、岭南等地广泛活动。
信中的内容软硬兼施：一方面痛陈北狄之祸源于朝廷腐朽无能，南逃皇帝已失天命民心；另一方面展示北方在赵珩领导下抗狄成功、光复旧都、新政安民的辉煌成就；最后提出“顺应天命，共尊新主，保全富贵，共享太平”的招抚条件。对于主动归附者，许诺保留其部分权位财产，子弟可入新朝为官；对于顽固抵抗者，则明言大军到时，玉石俱焚。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和“天命所归”的舆论氛围下，抵抗变得毫无意义且不得人心。江南许多州县官员和守将，在北方使者的游说和内部士绅的推动下，纷纷易帜，宣布归顺“摄政王”赵珩。南逃朝廷控制的区域急剧萎缩，皇帝形同傀儡，政令不出宫门。
镇南王审时度势，在得到赵珩“永镇岭南，世袭罔替，高度自治，但需遵奉中央号令、缴纳赋税、提供兵员（战时）”的承诺后，也正式上表，率岭南各州归附。
蜀中等地见大势已去，抵抗意志也迅速瓦解。
建武三年春，南逃皇帝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之下，被迫宣布“禅位”于摄政王赵珩，自己“愿为庶人，以求保全”。虽然这“禅让”戏码苍白无力，但在形式上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减少了最后统一的阻力。
至此，自北狄南下、京城沦陷以来，历时近四年的天下大乱，终于随着最后一个割据势力的归附，画上了句号。四海归一，八荒咸服。
完成了实质统一的赵珩，并未急于立刻举行登基大典。他一方面迅速派出得力干员，接管南方各州，稳定秩序，推行《摄政法》中易于接受的部分（如减赋、清丈部分无主土地、开设蒙学），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则着手筹备新朝的各项典章制度。
关于国号、年号、官制、礼仪等的讨论，在摄政王府（此时已可称为潜邸）内激烈进行。旧文官们引经据典，主张沿用前朝制度稍作修改；而林晚及部分支持新政的官员，则希望融入更多务实、简便、注重效率的元素。
最终，赵珩在广泛听取意见后，做出了系列决定：
国号定为“新”。 取“革故鼎新”、“万象更新”之意，明确宣告与腐朽旧朝的决裂，立志开创全新局面。
年号定为“永治”。 寄托了对天下长治久安、永享太平的深切期望。
官制方面， 在保留三省六部基本框架以维持行政运转和吸纳旧官僚的同时，进行大幅度精简合并，裁汰冗员，明确权责。更重要的是，正式设立了独立于六部之外的“劝农司”、“匠作总院”（由格物院升级）、“水利都监”、“医学总局”等技术性中央机构，并明确了“技术官员”的铨选、考核、晋升通道，与传统的经学科举出身的官员并行，形成独特的“双轨制”。同时，开始在中央层面探讨设立“通政院”（负责处理民间上书、监察官吏风闻）和“议政阁”（由各地推举的德高望重者及退休重臣组成，作为咨询机构）的可能性。
登基大典， 赵珩力主从简。他下诏：“天下初定，民生多艰。登基之礼，务从节俭，不得靡费。省下之资，悉数用于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赈济受灾百姓、兴修水利道路。”
此诏一出，天下称颂。与旧朝皇帝登基时动辄耗费巨万、劳民伤财形成鲜明对比。
经过数月筹备，登基大典的日期定在了永治元年秋八月十五，象征团圆与圆满。地点就在刚刚初步修复、去除了大部分奢华装饰的皇宫正殿——太极殿前广场。
典礼当日，秋高气爽。京城内外，旌旗招展，戒备森严却秩序井然。文武百官、归附的各路诸侯使者、地方代表、以及部分特邀的士农工商耆老代表，按品秩肃立于广场之上。无数百姓被允许在远处观望，人山人海，翘首以盼。
吉时将至，钟鼓齐鸣，雅乐奏响。
赵珩身着玄色冕服（形制简化），头戴十二旒冕冠，在庄严肃穆的礼乐和百官山呼“万岁”声中，缓缓步上丹陛，走向那象征天下至高权力的御座。
他的步伐沉稳而坚定，目光平和却隐含威仪，扫过下方黑压压的人群，扫过远处残破却又焕发新生的宫墙，扫过湛蓝的天空。这一刻，他心中没有太多的激动与狂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与历史感。他知道，坐上这个位置，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就在礼官即将宣布祭告天地、完成最后仪式时，赵珩却忽然抬手，示意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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