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征爸妈就白死了？！”他再次一拳砸在桌子上，这次更重，手背瞬间通红，“我们抓了凶手，可制造凶手的那些王八蛋，那些事，就没人管了？！没人认了？！媒体现在倒是扒得欢，早他妈干嘛去了？！当年拿钱闭嘴的时候呢？！啊？！”
他喘着粗气，像条离水的鱼，死死瞪着吕凯，等着他的回答，或者说，等着一个能让他把这团熊熊燃烧的邪火宣泄出去的出口。
办公室里只剩下刘冰粗重的喘息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城市夜声。
吕凯终于动了。他缓缓站起身，走到窗边的饮水机旁，用一次性纸杯接了半杯温水。然后走回来，将水杯放在刘冰面前的桌子上。他的动作很慢，很稳，与刘冰的狂躁形成了鲜明对比。
“坐下，把水喝了。”吕凯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沙哑，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平静。
刘冰没动，依旧瞪着他。
吕凯自己先坐回了椅子，抬起眼，迎上刘冰那几乎要喷火的目光。他的眼神很复杂，有疲惫，有理解，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沉重，但唯独没有刘冰此刻最想看到的——同仇敌忾的激动，或者被质问后的恼怒。
“刘冰，”吕凯开口，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晰，很慢，仿佛在斟酌，也仿佛在说给自己听，“你问我，然后呢。”
“我告诉你，然后就是：我们的工作，到此为止。”
刘冰的眼睛瞬间瞪得更大，像是听到了最荒谬的话。
“我们的工作，”吕凯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起伏，却重如千钧，“是查清柳征杀人的事实，收集证据，证明他犯了罪，把他送上法庭，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件事，我们做完了。柳征会为他的三条人命，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职责的边界，是我们这身警服所代表的‘正义’，在这起案子里，所能覆盖、也必须覆盖的范围。”
“至于周永康他们以前做过什么，”吕凯顿了顿，目光看向窗外遥远的灯火，“那是另一回事。是经侦的管辖范围，是纪委的调查领域，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制度漏洞和权力失范的问题。我们发现了疑点，收集了材料，上报了，推动了重新调查。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超出本案范围的极限。剩下的，需要时间，需要程序，可能很慢，可能阻力很大，可能最终也未必能如你所愿，让每个作恶者都得到严惩。但那是另一个战场，另一套规则。”
“可这他妈不公平！”刘冰低吼，拳头紧握，“柳征用命去赌，去杀，才把他们干的脏事扯出来一点！我们按部就班，走程序，上报，然后呢？等着？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们都死光了？还是等到下一个‘柳征’被逼出来？！”
“所以呢？”吕凯猛地转回头，目光第一次变得锐利，直刺刘冰，“所以你觉得柳征做得对？你觉得我们应该为他鼓掌？觉得法律没用，程序是狗屁，只有以暴制暴，以命抵命，才是‘公平’？才是‘正义’？”
他的声音并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锥，扎进刘冰沸腾的血液里。
“刘冰，你看着我。”吕凯紧紧盯着他，“如果今天，我们因为同情柳征的遭遇，因为愤怒那三个人的恶行，就默许、甚至认同他的做法，那我们和柳征有什么区别？我们不也成了自己心中那套‘私刑正义’的信徒？今天我们可以因为柳征爸妈冤屈、工人可怜，就认为他杀三个人情有可原。明天，会不会有另一个人，因为别的冤屈，去杀他认为‘该死’的人？后天呢？大后天呢？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了不公，都有理由拿起刀，去执行自己认定的‘正义’，这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炼狱吗？”
“法律或许笨重，或许迟缓，或许有时候会让坏人暂时逍遥。但它是一条线，一条底线，一条试图把所有人，无论好人坏人，都框在里面解决问题的规则。它不完美，我知道。它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你心里那种‘绝对公平’。但如果没有这条线，每个人都是法官，每个人都是刽子手，那才是最可怕的不公，才是最彻底的黑暗！”
吕凯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同样翻涌的情绪。
“你觉得柳征是在对抗不公？我告诉你，他是在制造新的、更残忍的不公！他用精心策划的谋杀，剥夺了三条生命，无论那三条生命生前如何，这本身就是无可辩驳的罪恶！他把他自己遭受的痛苦，变本加厉地施加给了别人，然后还试图用一套扭曲的逻辑给自己戴上‘正义’的帽子！如果我们警察，我们这些本该扞卫法律底线的人，都开始动摇，都开始怀疑‘程序正义’有没有用，那才是这个社会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
刘冰被吕凯这一连串冷静却铿锵有力的话砸得有些发懵，酒精让他的思维更加滞涩。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那些沸腾的愤怒和质问，在吕凯所描绘的那个“失去底线”的恐怖图景前，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但他胸口那团火，那团为柳征父母、为那些工人、也为陈敏的崩溃而感到的憋闷和刺痛，却依然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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