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栋梁明白了。
“舆论战。”他说，“他们要打舆论战。”
何胜利点头。
“周汉昌那边的人，不是要和我们在法庭上辩论证据。他们要在舆论场里制造怀疑——专案组的证据是伪造的，被逼死的钟方是被冤枉的，被抓的柳远和是被刑讯的。只要怀疑够多，真相就会被淹没。”
三个人沉默了。
窗外，雪越下越大。
“那我们怎么办？”田国富问。
吴栋梁开口了。
“两条线。”他说，“第一，柳远和翻供的事，立即启动内部核查。审讯全程有录音录像，有没有疲劳审讯、刑讯逼供，一查便知。查清楚了，公开回应，堵住他们的嘴。”
何胜利点头。
“第二，”吴栋梁继续说，“周汉昌那边，不能再拖了。柳远和翻供的消息一旦传出去，他就会更嚣张。必须在他反击之前，拿到决定性的证据。”
“什么证据？”
“王建平。”吴栋梁说，“周汉昌的妻弟。他交代的那两千四百万，是他个人收的，还是替周汉昌收的？如果是替周汉昌收的，钱去了哪里？有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周汉昌知情、授意、参与？”
田国富摇头：“王建平嘴很硬，一直说是自己收的，和周汉昌无关。”
“那就继续审。”吴栋梁说，“他老婆孩子都在国内，他的公司还在运营，他有太多软肋。”
何胜利看着他：“老吴，你在公安部办过那么多经济案，你应该知道——这种案件，最难的就是证明‘知情’。周汉昌这种级别的干部，不会亲手收钱，不会签字画押，所有操作都通过白手套。就算王建平交代了，周汉昌也可以说是他自作主张、与自己无关。”
吴栋梁沉默。
他知道何胜利说的是事实。
对付周汉昌这样的老狐狸，光靠外围证据不够。必须有一个人，能指证他直接参与、直接授意。
那个人是谁？
三个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窗外的雪，突然停了。
天空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刺破云层，照在积雪的屋顶上。
田国富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微变。
“是刘培生。”他说。
吴栋梁和何胜利对视一眼。
田国富按下接听键。
“刘老。”
电话那头，刘培生的声音苍老而沉稳：“国富啊，我在四九城。有些话，想跟你聊聊。”
田国富沉默了一秒。
“您说。”
“钟正国同志的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
“他快不行了。”刘培生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他有个心愿，想见你一面。”
田国富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
“见我？”
“对。”刘培生说，“他说，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田国富没有立即回答。
他看向吴栋梁和何胜利。
吴栋梁轻轻点头。
何胜利也点头。
“刘老，”田国富说，“我明天飞四九城。”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两点。
四九城，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区。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田国富走在厚实的地毯上，两侧的房门紧闭。每一个门后，都住着这个国家曾经或现在的重量级人物。
刘培生在电梯口等他。
八十三岁的老人，头发全白，拄着拐杖，但腰板依然挺直。
“国富。”他伸出手。
田国富握住他的手：“刘老。”
两人对视了几秒。
刘培生的目光很复杂。有审视，有感慨，有惋惜，还有一丝田国富读不懂的东西。
“他在里面等你。”刘培生松开手，“十五分钟。医生说，他撑不了多久。”
田国富点头。
他走向病房门口，推开门。
病房不大，二十平米左右，布置简洁。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花，窗帘半掩，阳光斜斜地照进来。
床上，钟正国靠坐着，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
他瘦得脱了形。
三个月不见，那个曾经威严的中纪委副书记，已经变成一具骨架。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插着输液管的手枯瘦如柴。
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
“国富。”他伸出手，声音沙哑，“来，坐。”
田国富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两人对视。
四十年。从田国富刚进纪委系统，到钟正国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再到今天——一个躺在病床上等死，一个千里迢迢赶来听遗言。
时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国富，”钟正国先开口，“钟方走了。你知道吗？”
田国富点头：“知道。”
“是我害了他。”钟正国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从小到大，我对他太严了。严到他不敢跟我说真话。他做错了事，不敢跟我说；他被人拉下水，不敢跟我说；他走投无路，还是不敢跟我说。他宁愿从十八楼跳下去，也不愿意跟我面对面说一句——爸，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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