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夫指尖敲着桌面，沉思了片刻：“你的意思是，要跟他们合作？”
“不是合作，是官督商办。”余念新把账册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勾勒起来，“由地委和军管会牵头，成立‘安庆工业合作处’。
资本家想参与，可以，但必须交出全部账册、库存和浮财，以此作为参股资本。合作处里，党委派驻代表，工厂的厂长、码头的负责人这些关键岗位，都由政府委派。利润可以按股分红，但决策权、管理权，必须在我们手里。”
张司令挑了挑眉：“这不就是换个说法的官商勾结？”
“不一样。”余念新摇头，“官商勾结是为了自己，而我们是为了安庆地区的工业发展，是公心。钱，我们来调配；关系，我们来指挥；工人，我们来管理。他们只是‘技术入股’和‘渠道入股’，拿分红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本事，不是求着他们。”
他放下铅笔，目光扫过全场：“简单说，就是我们搭台子，他们来唱戏，戏怎么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他们有赚钱的本事，我们有把控方向的能力，资源归国家，风险他们担，利润分他们一点——只为留住技术和渠道。”
郭万夫忽然笑了，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这主意比直接打倒强多了。既保住了资源，又没违背政策，还能让资本家安心做事，一举三得。”
张司令也点了头：“行，我看行。只要决策权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们搞鬼。要是有人敢耍花样，警备区的枪杆子不是吃素的。”
会议就这么定了，工业合作处的筹备工作由余念新牵头，三天内拿出具体章程。散会后，郭万夫把余念新留了下来。
“小余，你心里得清楚，我们用资本家，不是因为认可他们的做法，是因为安庆现在等不起。”郭万夫的语气很严肃，“这些人精明得很，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钻空子，你得把丑话说在前面，规矩立死。”
“我知道。”余念新点头，“章程里会写清楚，要是有人隐瞒财产、私通洋行搞投机，不仅要没收全部股份，还要按破坏生产论处。警备区的同志帮着盯着，他们不敢乱来。”
“你能想到这些，我就放心了。”郭万夫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思路，等于给安庆的复工复产找着了钥匙。不过我好奇，你怎么知道洋行在甩卖设备？这些事，连我们都没太留意。”
余念新没提穿越的事，只是说：“在皖北时，我认识一个做过外贸的同志，他跟我说过战后洋行的情况。而且这些旧账册上也有记录，以前安庆的丝绸就是通过这些洋行卖到国外的，我只是把这些信息串起来了。”
郭万夫没追问，只是笑着说：“年轻有为，比不少老同志看得都远。好好干，安庆的将来，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余念新回到办公室，连夜起草工业合作处的章程。
他把条条框框都列得明明白白：资本入股的评估标准、利润分红的比例、管理层的职责权限、违规的处罚措施，甚至连账目的审计频率都写了进去——每周由合作处、军管会、工会三方共同审计，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实处。
章程拟好的第二天，余念新让人把消息放了出去。他没直接去找那些资本家，而是等着他们主动上门——这些人嗅觉比谁都灵敏，土改的风声正紧，他们肯定想找条后路。
果然，第三天上午，余念新正在修改章程的细节，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警卫探头进来：“余委员，外面有几位先生，说是‘恒昌祥’的李掌柜、‘大通船行’的赵老板，还有几位做盐业和粮行的，想跟您谈谈。”
“让他们进来。”余念新把章程收好，坐在椅子上等着。他知道，真正的较量，从现在开始了。
进来的一共有五个人，都穿着长衫，脸色有些拘谨。领头的是“恒昌祥”的李松年，六十多岁，头发都白了，手里攥着一顶旧礼帽，这是安庆城里有名的老商人，抗战时确实捐过不少钱。
跟在他身后的是“大通船行”的赵海生，四十多岁，眼神精明，他的船行以前是安庆最大的，有十几艘货船，只是战乱时损失了大半。
“余委员，打扰您了。”李松年先开了口，语气客气，“我们听说政府要成立工业合作处，特地来问问情况。”
余念新请他们坐下，让警卫倒了水：“李掌柜、赵老板，明人不说暗话，你们来的目的，我清楚。土改正在推进，你们担心自己的产业，这很正常。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把政策跟你们讲明白，给你们吃颗定心丸。”
赵海生忍不住开口：“余委员，我们想知道，这合作处，到底是怎么个合作法？我们的产业，会不会被没收？”
“不会没收，但要入股。”余念新把章程拿出来，分给他们，“你们的店铺、船行、库存，都会由政府组织专人评估，折合成股本。
入股后，产业还是你们在经营，但关键岗位要由政府委派干部，账目公开，接受审计。利润按股本分红，只要好好干，你们的收益不会比以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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