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丽雅想多了解了解荀长林。
这事儿对她来说易如反掌。
早上，他和他媳妇吃完饭去上班，白丽雅便隐了身形，穿墙而入。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
茶几上那套白瓷茶具摆得整整齐齐，烟灰缸洗过了，倒扣着。
她先在客厅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着。
又去厨房看了，柜子里有米有面有油，还有肉有蛋。
白丽雅东找找西看看，终于，她在床底下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旧皮箱，
落满了灰，锁扣锈迹斑斑。
她把皮箱拽出来，撬开锁扣。
里头有三本笔记本，硬壳的，黑色塑料皮，封面磨得发亮。
她翻开第一本，扉页上写着一行字，
“荀长林日记，1965年元月。”
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划，你别说，荀长林这手字儿写得不错。
第一本日记从1965年开始。
那一年他刚调到和平公社当副书记，意气风发，觉得前途无量。
日记里写他每天干啥、见谁、说啥话，流水账似的。
翻到三月份，有一页写得很长。
他去其他公社学习，在一个叫靠山屯的村子里，遇见了一个女知青。
姓林，叫林小梅，上海来的，插队三年了。
他在日记里写她，
“扎着两条辫子，脸晒得黑红黑红的，
可眼睛亮得很，说话轻声细语的，跟村里那些野丫头不一样。”
他写自己“心里头怦怦跳”。
白丽雅盯着那几行字，手指头捏着纸页，捏得发白。
往后翻。
四月，他又去了一趟靠山屯，说是调研春耕，其实是去看她。
他在日记里写，
“她又瘦了些，衣裳上打着补丁，可还是好看。”
五月，他调她去公社卫生所当临时工，说是照顾知青，其实是想天天看见她。
他在日记里写，
“她来报到那天，穿了一件碎花衬衫，
洗得发白了，可干干净净的。
我心跳得厉害，不敢多看她。”
六月七号那一页，字迹潦草，有好几处涂改的痕迹。
他写。
“今天喝了酒，没忍住。她哭了一夜。”
第二天写，
“她说不告我，就是以后别去找她了。”
又过了几天写，
“她又哭了，说对不起家里人。”
再往后，写的是，
“她怀孕了。我让她去处理掉，她不肯。”
然后是，
“我打了她一巴掌。”
白丽雅翻到下一页。
这一页只有一行字，写得很重，钢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她死了。跳井。捞上来的时候，肚子已经大了。”
往后好几页是空白的，隔了好多天才又开始写。
他写，
“我梦见她了。站在井边上，浑身湿淋淋的，看着我，不说话。”
又写，
“她家里人来了，哭了一场，把她的东西拿走了。
谁都不知道孩子是我的，都传她不正经，乱搞男女关系。”
白丽雅把那页翻过去，手指头在发抖。
第二本日记是1970年到1973年的。
这一本里开始出现孙副县长的名字。
他写，
“老孙调我去县里开会，会后留我吃饭。
他问我公社的情况，我说了说。他听着，没表态。”
后来又写，
“老孙让我帮他办点事，化肥指标的事。我办了。”
再往后，写的是，
“老孙提拔我了。他说，跟着他干，亏不了我。”
他写他怎么帮孙副县长倒卖化肥。
“指标从县里批下来，我转给苟长富，苟长富卖给下面的生产队。
差价三成，我拿一成，老孙拿两成。
钱不过我的手，苟长富直接送到老孙那儿。”
他写他怎么指使马德禄去倒卖柴油。
“马德禄这个人贪，给他点甜头就什么都肯干。
柴油从农机站走，他负责运输，半路上截下来，卖给私人油贩子。钱对半分。”
他写他跟盛天财怎么合作。
“盛天财管供销社，手里有货。
布匹、糖、烟酒，从他那走，加价三成卖出去。
他怕出事，每次都要我签字。
我签了，出事了有我顶着。”
第三本日记是1974年到1976年的。
他写，
“老孙说，再干两年，把我调回县里。”
又写，
“家里换了新家具，媳妇高兴了好几天。我说是借的，她信了。”
写到苟长富的时候，他写，
“苟长富这个人，能用，不能信。
他知道的太多了。那批棉花的事，让他顶在前面。
出了事，他扛着。”
写马德禄，
“马德禄比苟长富听话，可也贪。
给他的钱够了，他就老实。”
写盛天财，
“盛天财胆子小，每次分钱手都抖。可他不贪，我反倒不放心。”
最后一页，日期是1976年冬天。他写，
“苟长富被抓了。那批棉花的事，不知道他会不会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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