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清晨，大别山外围的这片林子，被一层厚厚的白雾笼罩着。
没有风，树叶子静得像是一幅画。空气里，飘着一股子烧烧纸钱和线香的烟火味，混着山野里的泥土腥气，熏得人眼睛发酸。
临时营地正中央的一大片空地上，用几根粗壮的原木搭起了一个高台。高台后面，是整整一百二十座刚刚垒起来的新坟。
这是昨天落鹰涧伏击战，加上前几天外围扫荡，特务团和新四军挺进队牺牲的所有弟兄。
沈烈站在高台旁边，手里捏着一本薄薄的名册。
名册是用最粗糙的黄草纸钉起来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百二十个名字。沈烈的目光，死死地停留在第二页中间的一个名字上——“特务团二营，周卫国，连副”。
一营长小杨站在沈烈身后，两只眼睛肿得像熟透的桃子。他看着那个名字，死死地咬着嘴唇，硬是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老沈。”
参谋长李文渊走了过来，递给沈烈一碗温水。他的金丝眼镜上蒙着一层雾气，声音有些沙哑。
“时辰差不多了。各村的老百姓代表也都到了。”
沈烈接过水碗，却没有喝，只是轻轻放在一旁的石头上。
“师座呢？”沈烈问。
“在后头换衣裳呢。”李文渊叹了口气，“刘师长今天特意把长官部发的那套将官礼服翻出来了，说是不能让底下的兄弟们走得太寒酸。”
正说着，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沈烈转过头，却不由得愣了一下。
走过来的，是陈先生和新四军的周指挥员。周指挥员依然是那身洗得发白的灰蓝色军装，而陈先生，今天却没有穿他那件万年不变的灰布长衫。
陈先生换上了一身挺括的中山装，左边的胸口上，别着一枚小小的、却格外醒目的红色徽章。
刘大麻子这会儿也正好披着将官礼服走了过来，一看到陈先生这身打扮，那张坑坑洼洼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
“哎哟，陈先生，您今天这身行头，我刘某人可是头一回见啊！”刘大麻子上下打量着他，试探着问了一句，“您这胸口别着的……”
陈先生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着刘大麻子和沈烈，腰杆挺得笔直。
他伸出手，郑重地重新自我介绍。
“刘师长，沈团长。咱们打交道这么久，一直没有正式通过姓名。今天，借着这一百二十位抗日英烈的灵前，咱们重新认识一下。”
陈先生的眼神中，透着一股坦荡和自豪。
“我是中共地下党鄂东特委联络员，陈建国。”
虽然沈烈和刘大麻子早就猜到了陈先生的身份，但今天他敢在第一三七师的全师军官面前，甚至在随时可能被战区督察处盯上的情况下，公开亮明身份。这份胆识和坦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震。
刘大麻子愣了足足三秒钟。
随后，这位打过内战、当过军阀的老兵痞，突然爽朗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好！陈先生敞亮！”
刘大麻子一把握住陈先生的手，用力地摇了摇。
“我刘某人是个大老粗，不懂你们那些主义和政治。我只认死理！不管你是教书匠，还是共产党，只要你在黄陂县帮着咱们打鬼子，只要新四军的兄弟肯在落鹰涧替咱们挡子弹，那就是我第一三七师的过命兄弟！”
沈烈也走上前，冲着陈先生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陈联络员，多谢坦诚。今天这追悼会，咱们国共两家，一起办。”
辰时三刻。
低沉而悲凉的军号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呜咽着响起。
追悼会现场，庄严肃穆到了极点。
左边，是特务团的一千多名官兵，穿着灰色的军装，每个人左臂上都缠着白毛巾；右边，是新四军挺进队的五百名战士，穿着灰蓝色的军装，同样臂缠白纱。
两支颜色不同、信仰不同的队伍，在这一刻，肩并肩地站成了一个方阵。
在队伍的最外围，是黄陂县周边十二个村子赶来的一千五百多名老百姓。他们没有军装，只有粗布衣裳，手里捧着自家糊的纸钱和线香。
而在会场外围的一处小土坡上，站着三个女人。
宋晚晴穿着白大褂，眼眶通红。宋晚秋紧紧地抓着姐姐的胳膊，小脸煞白。
在她们旁边，是几天前刚从第五战区长官部申请调回黄陂县，准备做长期战地跟踪报道的女记者，陈文君。
陈文君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钢笔和采访本。按照她作为记者的职业习惯，此刻她应该奋笔疾书，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可是，她握着钢笔的手却在剧烈地颤抖。
看着那一百二十座新坟，看着那些缺胳膊少腿、缠着绷带依然站得笔挺的士兵，陈文君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吧嗒吧嗒地砸在采访本上，把墨水都洇开了。
三个女人都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风里，默默地流着眼泪。她们的眼泪，替那些死在战场上的男人们，流尽了对这个乱世的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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