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之战后，魏连理带着恐惧的心理回到广州，但很快他就过的极其潇洒。
他最大的恐惧是被广州官府以海盗的罪名抓捕，处置海盗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处死。
可他到了广州后发现，跟以前一样，那些当官的选择性的忽视了他的存在，跟他沟通的依然只有蔡世文这样的行商。
之后利用马嘎尔尼的逼迫，他将自己的身份也转变成了一个行商，他还用自己的名字，在广州官府申请了一个执照，建立了一个商行，叫做连利行。
之后他通过连利行大肆吸纳货源，他有雄厚的财政实力，周琅给他划拨了五百万银元，但在他的操作中，这个连利行是他的产业，钱是周琅的钱，他带给周琅货源，而且还要从中赚钱，他发现周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胆子也就格外的大了起来，他等于是在用周琅的钱，做无本的买卖。
资本在贸易中有多么重要，只有真正做了生意的人才会理解。有了这么多现金周转，他比其他行商拥有太多的优势了，可以说，十三行中，也只有潘家比他实力更雄厚，其他的行商，哪怕是总商蔡世文跟他比，都远远不如。
十三行商人一家家看似生意做的极大，但开销也大，要维护跟官府的关系，那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到位，然后维持上下游的货物周转，就需要大笔的现金流。可中国商人有个习惯，都不太喜欢持有太多的现金，有了钱，都想着变成田产和房产然后才踏实。所以十三行商人中，有大量身家百万，却都砸在土地上的人。每到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他们反而需要借钱周转，甚至会借高利贷。
广州城资金实力最强大的，除了潘家之外，并不是其他行商，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所以很久以前，就有行商向东印度公司借钱。东印度公司也乐意向这些实力雄厚的生意伙伴放贷，每年如果有盈余的话，都不会放在自己的账户上，而是交由潘家、蔡家这样的大商人保管，名曰保管，其实就是放贷，而且利息很高。
可官府向来反对行商向洋人借钱，因为这不仅关乎朝廷的体面，怎么能欠番鬼的钱呢？还有政治方面的考量，满清朝廷向来将贸易看作制约洋人的武器，将允许贸易看作是一种对藩属国的恩惠。
所以从康熙时代起，就从皇帝层面，多次下令禁止行商向洋人借钱。可依然屡禁不止，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终于酿出了巨大的祸乱。那一年，多达四家行商资不抵债，无法经营下去破产。
当时广州一共有8家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竟然都有欠款，其中有4家欠债最多，被洋商告上了衙门，结果引起了大祸。
这4家行商分别是泰和行、裕源行、义丰行和广顺行，其中泰和行颜时瑛欠债最多，达135.4万元；裕源行张天球欠达43.8万元，最后，颜时瑛和张天球迅速被官府宣布抄家，本人也被流放伊犁。
其实4家共欠外债只有380万元，他们借贷本金只有107万，利滚利翻出3倍多。但这算不上东印度公司欺负他们，实际上是按照行市向他们放贷的，之所以利息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不够发达，在官府行政权力的高度挤压下，民间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体系，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某项产业越是发达，产品就越是廉价，中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借贷人获取资金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市场行情一般利率都高达20间，这在西方已经是很高的高利贷了。
这件事之所以闹大，主要还是政治介入的原因，因为不管是107万银元，还是380万银元，虽然数目很大，但也不至于说整个十三行赔不起，十三行实行的是联保制度，行商向洋人作保，交易才能进行，总商又向行商作保，最后实在还不起，还有总商进行保底。
问题是这件事闹到了官府层面，还一级级上报，连乾隆都知道了。这就麻烦了，乾隆皇帝很不高兴，马上下令严办，直接让刑部参与办案，最后将两家欠债最多的行商流放到了新疆。至于欠的钱怎么办，乾隆大笔一挥，不就是钱吗，还，还要双倍还，欠380万元，还760万。直接让粤海关从关余中拨付，然后分十年让行商们归还海关。
有人将这件事归因于乾隆的傲慢自大，当然有这个道理，可一般很少有人去追寻乾隆真实的想法。其实乾隆对此是发过一封上谕的，上谕中道“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受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戄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所关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
乾隆很明确的表示，双倍赔付目的是让夷人不敢藐视中国，因为历史上往往是夷人藐视中国“则藐忽而虐侮之”，乾隆的政治目的，是继续震慑洋人，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强大国力，依然是用政治的额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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