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度，至少在漫长的历史上是这样。
为什么说幸运，因为很多东西跟中国人的个人努力没有关系，比如物产。
久负盛名的丝绸，从秦汉到唐宋时代，为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白银，是外贸的畅销产品，如果说驯养蚕种是中国人的努力使然，那么蚕这种生物产自中国，就只能说是幸运；接着是瓷器扮演了贸易龙头商品的角色，在宋明时期依然扮演着全世界畅销品的角色，继续为中国吸纳海量的白银，导致中国这样一个产银量很少的国家，在明代竟然可以实行货币白银化；到了清代，植桑养蚕等技术早已传遍了全世界，瓷器烧制技术也不再为中国所独享，可茶叶这种对气候十分苛求的植物，却让中国继续垄断这种最畅销的饮料贸易。
怎么能说不幸运！
可惜如此一个天赐之国，竟然沦落到清末那种被人欺负的大知识分子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劣等人种，文化是劣等文化，发出了跟白人混血改良人种，废除汉字引入拼音的声音。
这就好比是首富的儿子继承了家业，本应该完成几个小目标继续壮大，却坐拥庞大的资源，最后搞的破产一样，简直是差到了极点。
周琅是一个商人，他习惯用商业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商业和经济角度来看，清朝的没落跟他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税收总量上竟然跟英国这个小国相比一点不占优势，排除工业技术的差距，落后的税收体系是关键。因为满清不但无法跟同时代的英国相比，甚至连几百年前的宋朝都不如，南宋淳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可满清的税收，依然沿袭明代，以农业税为主。
所以周琅格外不认同满清坐拥武夷山这座金山，竟然封闭福建的对外贸易，让福建空有优良的港口，却只能做内贸，而且限制茶叶走海陆运输，简直就是最荒唐的事情，比之漕粮走运河还要荒唐。
他不为满清可惜，满清看不到或者不在乎的，周琅在乎，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机会。
他将开辟这条财路，然后才这条财路上，收取最丰硕的回报。
周琅用的人也很对。
魏连理就适合做这种事。
他带着真金白银，扮作商人，小心翼翼的走入福建内陆。
财不露白，他当然不能像在广州那样扮大款，穿的十分朴素，将金子藏的很好，怎么看都是普通的行脚商人，没多少油水可捞，他甚至拒绝周琅提供的两头驴，而是担起了货担，因为他是江湖人，他知道江湖规矩，不管是山贼还是土寇，只要不是不讲规矩的新手，都会遵循一些起码的规矩，比如有十不抢。
一是喜车丧车不抢，二是邮差不抢，三是摆渡的不抢，四是背包行医的不抢，五是耍钱、赌博的不抢，六是挑八股绳的不抢，七是车店不抢，八是僧侣、道人、尼姑不抢，九是鳏寡孤独的不抢，十是单身的夜行人不抢。
可有些人不讲究这些，有那些不入流的专挑老弱病残下手，可一般情况下，有三种人，是谁都不抢的，一种是行医的郎中，一种是挑担的货郎，一种是行脚的僧人。
归根结底还是这些人对土匪也有利，抢行医的人，就没人给他们看病，抢挑担的人，他们也就得不到补给，至于僧道，这属于信仰范畴，再说苦行僧哪里有什么油水。
因此扮作行脚商是十分安全的，如果遇到十分不讲理的，魏连理觉得保护他的三个精锐士兵比撒钱更有效，一旦露了白，他估计他死在路上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他带的钱，不是为了对付多如牛毛的山贼土匪的，而是用来打通白道的，也就是给各个汛塘的清军大爷们送礼。
而这个送礼也有讲究，他去的时候，一分钱都不给，悄然过了各个关卡，有的甚至是偷渡过去的。
当他到了天宫山一带，发现了万顷茶园，并且这里靠近溪流，然后租了小船，采购了茶叶，顺流而下，这时候才按照规矩，一个关一个卡的过，但这规矩是潜规矩，也就是花钱让士兵放行。
给钱也不是白给的，而是跟当地守军结交，并且定下以后的规矩，每次都按照规矩给钱，老实说这第一趟必然是亏本的，他运回来的一船两百担茶叶，每担茶叶在广州卖给洋人的售价也不过20两，一船下来售价不足四千两，花出去的银子却高达五千两，当然给周琅的报账就是一万两黄金都花光了，无论如何这铁定赔钱。
但周琅关心的，不是这一趟的盈亏，他关心的是这条路的安全。
魏连理本以为这一趟任务结束他就可以回广州了，却不想周琅让他直接留在这里，并且告诉他，他必须常驻茶叶产地，负责茶叶的货源。
当然周琅给了魏连理足够的好处，那就是允许他的连利行来经手这笔买卖，也就是说这是魏连理自己的生意，当然如果有的选，魏连理宁可不赚这笔辛苦钱。
如果是去趟路，魏连理认为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可如果是让自己长期负责茶叶渠道，那目前这条路就不够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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