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之所以嫉恨上和珅，是因为经过清点，他发现和珅把他坑了。
银子的数目没有问题，可是那价值六千万两的珍珠宝玉数目却不对。
魏连理帮周琅处理过福州的贼赃，这些珍宝的价格他门儿清，他仔仔细细的跟几个连利行的老账房合计过，价值绝对不对，他们认为最多值四千万两，和珅坑了周琅两千万两，心情不好的周琅就打算变本加厉的要回来。
其实周琅是愿望了和珅，和大人做生意向来明码标价，买卖官爵都是如此，更何况买卖城池这样的大事了。
实在是这些珍宝无价，各地的价格差别很大，古玩珍品这些玩意，在越是有钱的地方，就越值钱，在山区可能农民一袋大米就卖了，在北京却能换一套别墅。
广州虽然因为一口通商极为繁华，可毕竟比不上北京，这里的权贵们繁衍了一百多年，把玩古董文玩的爱好和风气要比广州浓厚的多，这里的古玩市场也极为发达，市价很好。
魏连理变卖的那批福州贼赃，都是在广州，而且出货太密集，价格也是要受影响的。
所以和珅以北京城的价格来评估这些文玩，周琅以广州的价格来评估他们，价格上就有了差距。
当然和珅也是玩了猫腻，这批古玩只有少部分是他的，大多数都是在城里的鬼市上东拼西凑的。
所谓鬼市，指的是那些天不亮，趁着没人的时候，偷摸在市场角落进行交易的现象。
这种市场显然不是正常的市场，买卖双方都有意避过天光，怕被人看到。
所以鬼市上的东西，往往来路不正，比如偷盗、抢劫的贼赃。还有就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卖东西的，这种人以京城中那些有头面的旗人家庭居多，他们表面上风风光光，沦落到要变卖家产度日的时候，往往很不愿意被人发现。
周琅占领了天津，攻打北京那三个月间，北京的鬼市极为火爆。因为大量旗人家庭都开始变卖家产，有的是为了应付越来越高的物价，有的是为了储备度过灾难的物资，还有的要变现逃跑，也有为了不让子弟上前线，给和珅筹银子的，有被后来朝堂上挂起的募捐风，逼迫的不得不出血的。
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古董的价格在和平年月才会有好价格，黄金在乱世却越发显得金贵，因此鬼市火爆的同时，价格也大大下跌，许多珍宝跌破了以前的三分之一价格，和珅用不到三千万的银子就买下了给周琅准备的六千万的珍宝，按照和珅的逻辑，他赚了三千万两。
结果和珅忽视了各地物价差异，让周琅产生了误会。其实这种东西，往往要当面交割，才不会惹麻烦，可和珅太聪明了，他不想露出任何把柄。
现在麻烦来了。
大海寇周琅退走后，北京一片欢天喜地，大家都认为周琅退走的第一功臣就是和珅家的丰绅殷德，丰绅殷德也因此加官进爵，水涨船高。
可这股高兴劲没过多久，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一群刚刚从蒙古科尔沁赶到的骑兵，负责收复城池，结果他们收复了通州，却被海寇挡在了天津。
有天津在手，通州很重要，是南来北往的钱货汇聚之所，丢了天津，通州就一钱不值，因为不会再有任何财货到这里。
科尔沁骑兵回报说，海寇不肯退走，他们不便攻城，请大军增援。
天津没有收复，北京的困局就没有改善，之前因为贼兵退走而暂时扭转的恐慌情绪，再一次抬头，而且乱象比之前更严重，朝廷竟然查获了一个地下人肉铺子，都开始吃人了，北京多饥饿！
各地传回的消息也不太好，湖北、浙江的援兵已经回援，留在两地镇压白莲教和天地会的兵力抽调大半，而且将主要的精兵都抽调走了，导致战局出现了反复，白莲教竟然攻陷了襄阳，陈周全再次占领宁波。而且白莲教在苗民地区发展的更快，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山区地带到处活动，这些苗民比天地会、白莲教还恐怖，他们的口号是“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收复地”﹐“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见了官员、地主、大户就杀，所过之地完全失去了秩序。
贼势有愈演愈烈之势，此时天津的海寇突然又不退了，那么他们之前退走，怕是暂避锋芒的策略，在天津等待援兵后，没准还会在打北京城。下次他们来是什么时候，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不能短期拿下天津，怕是皇帝都得被迫放弃北京了。
反正北京之围已解，兵力雄厚，于是立刻派将军明亮带领在前线交涉白莲教锻炼出来军队派往天津，希望他们能够从海寇手里夺回天津。
但明亮很快就失败了，天津城上有五百们周琅留下的大炮，陈逆直半个炮兵部队都留在了这里。
明亮根本打不下来，不得不请求援助，并且自请降罪。
清廷又先后派出几波在镇压陈周全和白莲教中屡立战功的军队，可把他们拉到天津立马就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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