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远征海参崴失败，骄横的乾隆就一直处于急躁、愤懑、容易被激怒的状态，全然失去了一贯表现在外的优雅与从容。不仅是宫内服饰的太监与宫女有许多遭了秧，因小事而横死者不在少数；即使在宫外的诸位大臣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动辄得咎，罚俸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了。在乾隆的心中，时刻没有忘记的就是复仇，心里面不知道将所谓的华夏人千刀万剐了多少次。
不过，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乾隆心头。因此，乾隆虽然为了尽快报仇而焦急上火。但是为了一击毙命，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按部就班的调兵遣将与囤积粮草。
直到1765年3月的一天，北方的吉林将军有紧急军情呈报。
乾隆现在几乎不敢听到北方的消息，见是北方的紧急军情，内心一振，双手更是轻微的一阵颤抖。担心发音不正常会影响自己的形象，以眼睛示意首领太监将文档递过来。在太监的手持下，看完了整篇军情，却实在忍耐不住，一把掀翻了前面按几，按几上的笔墨纸砚四散而落。乾隆声尽力竭的嘶吼，“贼子敢尔！”
见乾隆发怒，在座的大臣更成了鹌鹑，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唯恐成为出气筒。
终于，乾隆怒火压抑了一些，让大太监宣读军情。
原来，据新任吉林将军傅良奏报，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如达翰尔族、赫哲、鄂伦春族，最近动作频频，联系十分频繁，竟然有合纵连横之举。最为可恶的是，在黑龙江沿岸建立据点，似有不臣之意。
尤其是达翰尔人，竟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之地伯力建城，方圆不下十里。一旦此据点被建成，沿江而下，将轻松深入东北腹地，威胁到所谓的大清龙兴之地。
在中国古代，如果只在农村闹事，最多算是民变，统治者也很好处理，打掉有些官员就可以对老百姓有所交代了。但是一旦攻打县城，那就必然被定义为造反。只因为古代，政权不下乡，地方最低一级政府就是县一级，再下就是类似的村民自治了，但实质上是乡绅在协助官府治理，这就是所谓的官绅一体。
与之类似，一旦有势力开始造城，那就是造反的前奏了。像老野猪皮努尔哈赤，当初，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与“建州老营” （今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的废址上建城，进可攻退可守，为野猪皮造反奠定了最坚实的一步。
傅良作为满族人，对于自己老祖宗的事件自然知之甚祥，深感此事重大，率千余兵丁前往，暂时中止了建城之举。
谁知道，在清军正在拆毁城墙的时候，却遭遇了三族联军的袭击。
原本傅良还不在意，大清士卒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于这些乌合之众并不放在眼里。谁知道，乌合之众竟然也有一队精锐。他们人手一支遂发枪，还显然经过训练，标准的三段射，将大清的精卒一下子撂倒了许多。
清军阵型大乱。正与此时，边上冲出无数的三族民众，虽然武器简陋，队形杂乱，但是凭借人数优势，还是将清军打了个大败，狼狈退回。
傅良再也没有余力继续进攻，向乾隆求救。
诸位大臣见是东北再次发生战争，也都是内心一紧。但是，该做的还必须做。因为，东北作为满清的所谓“龙兴之地”，满清连汉人都不允许进入，自然更不允许外敌入内，这可比汉人威胁大多了。反击是势在必行的，且不惜一切代价的取得自后的胜利。
最后，乾隆决定派大学士舒赫德为钦差大臣，特选健锐、火器二营禁卫军三千名，由额附拉旺多尔济、都御史阿思哈率领，北上，会同黑龙江、吉林两省精锐近万名，一举攻克伯力，杀尽叛逆。并顺势将其余据点一一铲平。若不能成功，那就不用回来了。
乾隆因为接连的失败，戾气大大增加，终于撕掉了伪善的面孔，给众人下了一个死命令，不能成功，也就不要回来了。
内东北对于大军行进来说方便了不少。主要是不少道路已经整修完毕，不像外东北那么难行。而且，水路发达，运输十分便利。
因此，清军选择的是初春行军，打算夏季抵达伯力，并顺利攻克之，然后顺着黑龙江，将其余几个据点拔除。
同时，由于敌人手中有火枪，又是同处外东北，他们很自然的将三族人与新华夏人联系在一起。既然有新华夏人参与，他们自然考虑到了新华夏海军的存在。不过，内河与大海不同，再宽也有个限度，即使船翻了，也很容易登岸获救，这样就将敌方舰队的威胁降到了最低。
清军北上，很快就被散落在东北四处的达翰尔人暗探察觉。三族联盟虽然惊慌，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难道他们此时放弃这个城堡，清军就会放过他们吗？
他们在请示过远东总督后，很快在伯力囤积了3000民兵，与500联盟正规军，远东还派遣了200名海外军团士兵协防，并由森田次郎作为顾问，协助指挥。其实是直接指挥了这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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