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怀疑，“蝴蝶”的思路是严谨和缜密的，是深谋远虑的，是考虑过其中的影响和后果的，所以他应该在零号机（第一封来信）中也提到过类似的要求，而杀害周春兰后拿走了那封信的凶手，是无法满足这样的强制『性』的政治要求的，因为“蝴蝶”后来又寄出了一号机（第二封来信），我们和蝴蝶联系的渠道应该还是安全的，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可能『性』，而这也是最让人担忧的，柳子元目前就在负责这一块工作，在全国发行的报社里秘密检查人情稿、关系稿和可疑稿件的来龙去脉，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第四就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废话，就是关于信里提到的一段话的分析，“内容嘛，就请写关于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去扑山火的内容吧，说不定还可以救一个小孩子的命哦，这样大家就不用去学习他了。”没有人知道“蝴蝶”在说什么，具体是在指哪件事情，出于什么目的，也许真的像是沐雨尘和王启年报告的那样，至少抄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个7岁左右的小男孩，而从信的内容分析，“蝴蝶”这个人的心理特征、知识阅历、社会经历起码在30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这是目前令人感觉最困『惑』的，相关分析在组里已经有一本厚厚的书，可以出专着了。
但还有一点是非常让人焦虑和不安的，是在于“蝴蝶”选择的这个要求我们回复的日期，4月1日，在我们国家当然只是一个普通并寻常的日子，但是在西方则是他们兴起流行的一个影响很大的民间节日——“愚人节”，最典型的活动方式就是人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欺骗和捉弄，往往在玩笑的最后才揭穿并宣告捉弄对象为“愚人”。
从“一号机”的行文和语气判断，“蝴蝶”有比较明显的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的痕迹，那么他应该是知道这个节日的，那么他选择这个日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涵义呢？是为了方便好记还是暗示着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高级而且『性』质恶劣的愚人节玩笑，然后下一封来信的内容里只有“四月傻瓜”四个大字，“蝴蝶”想象着我们看到信后沮丧并尴尬的表情，然后躲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哈哈大笑，就像1940年4月1日，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研究院干过的那样，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引起了大恐慌。
如果这个叫“蝴蝶”的家伙真的是在开玩笑的话，那么我发誓，即使他躲在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出来绳之以法，让他把牢底坐穿，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老虎的屁股不容调戏，什么叫专政机关的愤怒和铁拳。
我叫林千军，我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中央“猎狐行动”特情专案组的一名核心组员，营级参谋，我在组里的本职工作是拆信，非常地重要，而且我是军方代表，但是平常并没有什么用，没有信的日子我只好帮着大家做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像是组里的司机和打杂的，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家都要出去忙了，所以就安排我留在组里守电话，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是传达员，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拣瘦，好在今天没什么电话，我的思路很『乱』，我想静静。
因为进组后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也许大家都忘记我了，所以还要重新介绍一下。
但静静还没有等来，沐雨尘就跑来喊我，他脸上洋溢着微笑，一看就很高兴的样子。
“小林，同去，同去，专案组那边有突破了，找到案发现场了，也锁定了凶手了。”
我也笑了，惊喜地问道：
“真的啊？那太好了！”
然后我摊摊手，指指电话，示意自己没空。
沐雨尘一甩手，招呼都不打，就直接把一把车钥匙丢给了我，我眼明手快地一把接住。
“组长叫我们去现场看一看，了解下情况，再督一下进度，他已经安排在家里章天桥值班了。”
我把钥匙圈在手指上转啊转，无可奈何地跟着沐雨尘走了。
我也很好奇，杀害周春兰的究竟会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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