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千军，林黛玉的林，千里马的千，解放军的军。我现在是在闽省的近江县开展工作，因为工作安排的缘故，现在比较闲，其实也就是我来到近江县的第三天，作为一名思维活跃的特工人员，闲下来的话也要锻炼大脑，不能让它生锈了，就爱想些有的没的，所以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候也不能免俗，开始考虑些自己觉得比较宏大或者长远的事情。
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春风吹拂神州大地。我有次坐火车去外地出差，在车上遇到一个老知识分子，这个老头很有意思，他对我有眼缘，所以并不忌讳我身上穿的军装，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了一些很独到的观点。
说到改革的时候，他说凡有意进行改革的人，在改革之前，要么先施加恩惠以结交人心，要么就先施用刑罚，从而让人们开始警惕。而施加恩惠要从和自己关系远的底层老百姓开始，加以刑罚则必须要从与自己亲近而且地位高的大人物身上开刀。如果说施惠和刑罚哪一个要排在前面，他的看法是依照法家的道理，刑罚要是先手！先立威再拉拢人心，则大事可期。他还引经据典用了许多《宋史》里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再穿『插』了一些《红楼梦》里探春改革的故事。
话说我虽然书读得没他多，但是他举的这两次改革都是失败的好不好，当然，古代改革里除了商鞅变法等少数几个算是成功的，大多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拗不过守旧势力的反扑，让后人读史时不由掩卷长叹。
然后他就开始批评当局有点过于求稳，对那些年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清算批判得不到位也就罢了，也不拿下几位阻碍改革、观望犹豫的封疆大吏来祭旗，一味地玩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水磨工夫，改革乃是大势所趋却还要靠因人成事，实在是宽仁过厚，贻误时机。须知改革应从大处着手，解决核心问题则枝节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唯有树立起了权威方可兴利而除宿弊。不把这些关系理顺，未来还是要慢慢地来还旧债，归根究底是要吃大苦头的。
这位指点江山批评这一届领导有点不行，思想和我们当前的主流并不契合，看样子当年应该也被斗争得够呛，而今还是一脸忧国忧民、满腔报国热血的愤怒老头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也成为了我每次在单位里过政审关的时候必须要交代清楚的一个场景，但我还是觉得有幸认识这样一位有过一席谈话也是蛮好的事情。
他说的不一定对，但还是敢讲，而且确实也有一定道理。我不知道白斯文所描述的中央开始把目光放在组织人事制度和官员反腐是不是就被那位老先生给说中了，但是从我们在歆县拉开的“严打”斗争的大幕，却真的是在因为吃了苦头而在开始还欠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也就罢了，但是真的按中央的思路把严打与打击司法腐败相互结合开展起来的话，那就真的对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厉害的手段了。
这么说吧，领导干部虽然大部分只会在职务犯罪或者经济犯罪上犯错误，不在严打的打击范围之内，但是借这次严打的高压态势，打破以往的“官官相护”的壁垒，将那些飞扬跋扈触犯了法律而曾经受到权力庇护暂时逍遥法外的领导干部子弟和亲属抓出来，杀一批，同样可以起到非常巨大的震慑作用，也正是那位老先生所说的：用刑须从亲而贵者始。
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前几日陈观水突然很高兴的样子跑过来喊我喝酒，当然我们不可能跑出去找个馆子开一桌，只能提着酒拿点熟食和罐头就在宿舍里喝了起来。他几杯下肚后才告诉我他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野猪”那个王八蛋被枪毙了，真的是大快人心！我知道后也跟他干了三杯。
“野猪”的父亲骁勇善战，战功显赫，也是开国将帅里数得着的人物，更难得的是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位高权重，但是“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即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庭里也会出败类，他家里就出了一个孽子。算年纪和资历来“野猪”这家伙还算是我的叔叔辈，但他根本就是我们大院子弟中的耻辱。
国家解放后，这家伙『性』情粗鲁又不断作恶，走到哪就祸害到哪，所以开始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野猪”。他在学校的时候就腐化堕落利用身份骄横无礼搞特权，在外面住单间玩弄女孩子，带坏了学校风气，害得哈工的校长跑到中央告状，引起『主席』的高度重视，中央专门下文清除害群之马。被赶到部队里也毫不收敛，专门收听敌台，天天看“内部电影”，忘情地欣赏西方世界灯红酒绿、男欢女爱的生活。这个人呢，不但坏而且蠢，蠢到侮辱智商，收听敌台也就罢了，居然还给敌对势力的特务机关写信，说要“上山入伙”，准备和敌人取得联系后，伺机外逃，到海外去享受荣华富贵。
这国家对往海外寄信本来就查的严，更何况是寄到敌台里面宣传的收信地址呢，那还不全在我们情报部门的掌控之中，“野猪”写的投诚信当然不可能被寄出去，很快就被有关部门给截获了。用当时办案的情报界前辈评价的话来说，“我抓过这么多特务，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这个人简直蠢得做猪叫！”所以大家都在背后叫他“野猪”，后来叫得多了，朋友们这样当面喊他，他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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