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初期，主要实行的是征兵制，也就是全国皆兵。
特别是每年秋季由太守主持的都试（即军演），让前汉全民的军事素养远超后世大部分朝代。
这个制度，为前汉的强大武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同样的，都试制度也会让太守集军政于一身，成为一郡的实际统治者。
而太守掌握的这一股武装力量，让地方有可能用来对抗中央。
比如王莽暴露出自己的篡位之心后，东郡太守翟义就是在举行都试时斩杀“观令”，然后挟持东郡军民起兵反莽，没过多久，就发展到了十万人。
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却激起了反莽的浪潮。
光武皇帝举兵时，也曾想过利用南阳郡的都试夺取郡兵的指挥权。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光武皇帝再兴汉室后，有感于地方郡守权力过大，于是实行罢兵政策。
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到建武二十三年，五次罢省郡国兵，同时实行以募兵制为主的兵役制度。
募兵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压制，削弱了地方拥兵作乱的可能性。
但却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兵源不但不足，而且良莠不齐，军队战斗力不断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惊人。
后汉武功远不如前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特别是在中后期，凉州羌乱持续百年之久，让后汉严重失血——凉州可是前汉打下来的固有版图。
单单这一件事，就足见后汉中后期军队战斗力的衰弱。
至于黄巾之乱之后，朝廷兵源和兵力的严重不足，更是极大地动摇了后汉的统治根基。
最终不得已，汉灵帝采取了刘焉的建议，“废史立牧”，即废除刺史，任用州牧。
州牧掌一州军政大权，这简直就是前汉太守都试制度的威力加强版——那都算往轻里说。
历史兜兜转转，终究还是转了回来。
州牧制度实施以后没过多长时间，本就衰落的后汉朝廷，再也无力控制地方，几乎是在瞬间就分崩离析。
与此同时，不少州牧成了第一批地方割据军阀。
然后么，大汉昭烈皇帝起于燕、代，伯豫君荆，吴、越凭赖，望风请盟，挟巴跨蜀，庸汉以并，终能乾坤复秩，宗祀惟宁。
当朝天子又天资仁敏，爱德下士，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揆于良佐，参列精之炳耀，凭丞相得还旧都，任冯永而复雒阳。
大汉三兴在望，除了人心向背，仁人志士用命，亦赖精兵猛将扫荡群贼。
纵观大汉两落三起，其武功与兴衰，兵制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过这么多年不断调整和完善，季汉现在实行的是征兵制和募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征兵服役四年，一年在本郡戍守，同时接受正规军事训练，这就是郡兵——这比前汉的都试还要激进一些。
至于剩下的三年，则是要调入中央军，参与对外作战。
这四年是强制性的，也是徭役的一部分。
四年之后择优选入卫士，家里才能免除一部分赋税或者徭役。
如果立了军功，授了军田，那这辈子就算是值了。
只是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一直完美的政策，只有适合当前情况的政策。
季汉的兵役，自然也是有得有失。
优点是在保证兵源充足的同时，还能让兵源保持较高的军事素养。
缺陷是百姓负担较重，财政支出较高。
也就是随着摊丁入亩以及各种新政的不断深入推行，还有工坊业的蓬勃发展，让大汉的税收来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这才让大汉的财政足以支撑起眼下的兵役制度。
但除了财政方面，还有一个和前汉一样的最大隐患：赋予了地方太大的兵权。
郡兵在本地接受正规军事训练，而且还是一年，真要有心，足以让太守掌握住一股不小的军事力量。
也就是现在的中央诸军皆是虎狼之师，战斗力爆表，可以无视这点小问题。
但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更别说丞相和鬼王是什么人？
当代能解决的问题，就没必要留给后人。
统军府的成立，说白了，就是要实行军政分离。
太守专以政事，都尉（即统军府将领）专以军事。
一州之长的刺史，则负责监察太守与都尉——监察地方，本就是刺史最初的本职。
颇有些三权分立的味道。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避免像后汉那般，让军中战斗力下降太快的打算：
在这个年代，军中文化水平太低，如果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多半会让将士之间互不信任。
上下相疑，则容易被人所趁，一旦遇到困境，就会军心动摇，最终溃败（“大送”骂骂咧咧退出群聊）。
但若是专将专兵，却又会产生兵为将有的隐患。
虽说以眼下大汉的情况，不用太过杞人忧天，但制度远比人心可靠。
所以统军府，就是吸取了两汉兵制的经验教训，又考虑了季汉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一个折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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