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二十一世纪开头的几年，大约是从1992年到2004年的时间范围内，对于赵青山家乡周围的山村农民来说，是变化巨大的十来年。
虽然说1984年的时候莱钢县的农民们都已经包产到户了，然而那时候大多数农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农民。农民的工作就是种地，通俗讲就是农夫山泉有点田。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就消遣。
不过，有一部分内心不安分的农民，却想着多赚些钱，于是便有些做个小买卖，有些开个小作坊。即便如此，绝大多数农民，虽然也有赚钱的想法，但是却没有多赚钱的行动，同时也没有赚钱的路子。
想赚钱的农民越来越多，但是赚钱的路子却很少。到1992年的时候，国家全面取消票据时代，市场进一步放开，农民能做的赚钱手段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将赚钱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在1992年到2004年这个过度阶段，农民们对于自己身份的定位，在思想上开始动摇起来，而行动上也开始慢慢地远离农田。
种地是不赚钱的，种一亩小麦，总共能收七八百斤麦子就算不错了，扣除种子钱、化肥钱、误工费、农『药』钱、浇水的钱等等，总算下来，是赔钱的。
把用来种麦子的功夫拿来去打工，然后再用打工赚的钱去买麦子的话，都有账算。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对于种地的积极『性』是比较高的。不过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几乎没有种地的热情。
2004年，当莱钢县开始出现第一个商品房小区的时候，农民们开始意识到，只要有钱，就可以在城里买房子，让自己孩子在城里上学，跟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2004年以后，鲁中地区开始出现农村大量农田撂荒，开始在基本农田里面栽种速生林等等。
越往后，农民们打工赚钱，做买卖赚钱的积极『性』，已经远远大于种地的积极『性』了。
在思想上，农民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农民了，而在行动上，农民也渐渐地脱离了农业活动。
凤凰岭村的何忠恒，看到本村村民赵青山一家在村东岭办的养殖场赚了大钱，于是动了心。
他们家在东岭山脚下也有30亩地的苹果园，更靠近公路，地势还要比赵家的平坦。听到说养鸡盖大棚县里财政上还有补贴，这样的好处，不沾不就白不沾了？
县畜牧局财政补贴款有限，总共就二百多万，这钱发完了就没有了。
何忠恒打听着找到了县畜牧局局长王华，打算申请些财政补贴。
不过，现在的情形，可跟一开始赵青山家盖养殖场的时候不一样了。
赵家盖养殖场，那时候是县里面扶持农户养殖政策刚下来，需要先树个榜样，然后好推广下一步的工作。
而现在，榜样的示范作用很明显，影响也很大了。县电视台将凤凰岭村村民赵青山养鸡赚钱的事情一播出，几乎整个莱钢县五个乡镇里面，每个乡镇的一把手都来找县畜牧局局长，想要给自己乡镇争取。当然了，乡长镇长要是把这笔资金争取过去，不一定真用到扶持养殖户上面，但是要说200万的资金扶持二三十个养殖户，光靠着畜牧局里面那几个人，也忙不过来。于是县畜牧局便开会研究了下，县畜牧局里面留一半资金，而把另外一半资金下拨到各乡镇的畜牧站，平均一个畜牧站里面能拨个二十万左右。钱给了自己能管到的畜牧站，而不是给乡『政府』，这样县里也能顺利得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县畜牧局对乡镇畜牧站提的要求是，每个乡镇必须扶持十个年出栏一万只鸡以上的养鸡户。
乡镇里面不知道上面拨下来的总共是二百万，手里拿到二十万已经高兴坏了，至于说扶持十个养殖户，在全乡镇范围内，也不算什么难事。
每个乡镇里面都有几家养鸡户，然后再鼓励几户就够了。至于说补贴款，能发放到农户手里面的，肯定是要大打折扣了。
而至于说县里那100万，肯定就到不了农户手里了。
这样一来，县里能得到一百万的资金自用，同时又能扶持五十个养殖户，上报到市里还会被表扬。
何忠恒找到王华，县畜牧局局长，说明来意之后，王华告诉何忠恒，说扶持资金已经发到乡里了，让他找乡里的畜牧站站长。
寨子乡畜牧站就在寨子村内，原先的老供销社旁边的三间屋子。站长姓曹，叫曹良清，是个个头中等，身材结实的中年人，留着小平头，说一口普通话，实际上就是莱钢县黄庄乡人。
当何忠恒找到曹良清的时候，他正在给一位村民的羊看病。
等着曹良清给农户拿了治羊病的『药』，何忠恒说明自己的来意，然后曹良清便将何忠恒让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曹站长让何忠恒先看了看文件，上面写着补贴款一户五千到一万。每六百平米的养鸡大棚补贴两千五，最少盖两个600平米的养鸡大棚，然后上限是4个。你多盖大棚也可以，不过超过4个就不补贴了。文件是胶印的，纸挺薄，何忠恒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文件下面的公章戳的是乡畜牧站。也就是说，这个文件根本就不是上面的红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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