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的户部是有钱的，自从实行了税务改革之后，这几年大明的资本主义从萌芽走向了开花结果，工商业繁茂发展，税源是丰足的，原先穷困潦倒的户部，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
但之所以混到再一次捉襟见肘，分文没有，还是东林上台之后闹的。
东林上台，当然要推行他们原先的治国策略，而这种治国策略的第一步，就是全力推行他们所代表的士绅豪族利益的商业税收。
这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还是原先的那一套，不像商人们征税。
原先的时候，这样的口号会得到所有的商人们的推崇和支持，原因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大商人，都是大家族和士绅的掌握，其他自然发展出来的商家，都不在这受惠之内。
但是自从毛文龙进行了以皇商为突破口的商业改革，快速的发展了民间商业，让整个大明天下，商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商人和工厂主的成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那个年代，是不收商业税，但路桥关卡，各种苛捐杂税，比后来由毛文龙主导的税务改革之后的商业税还多。
所以没有士绅豪族背景的这些商人们，就转而支持毛文龙的税收政策，宁可交税，也不纳捐。
这一次东林党人上台，再次推行免收所有商人的税收，貌似应该所有商人都应该受惠。结果不是，受惠的还是那些有背景的商人，而那些没有背景的，现在已经占据大明8成以上的商人，却得不到这种优惠。而各个地方为了维持原先上缴财政的任务，就只能再次设立关卡，收取捐税，所以让这些商人们负担反倒更重了。
这样一来，东林推行的政策竟然遭受到了他们没有想到的阻力，全天下的商人，八成以上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因为随着大明经济的发展，作坊主和商人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的影响和触角已经延伸到了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让东林没有办法抗衡。
这并不算完，对于这个政策实行最大的阻力，更来自于各个地方的政府。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名正言顺的收税，轻松简单，大家都快快乐乐。废除对商人收税，那就让三成留给地方的收入流失了。而收取苛捐杂税，自然而然的被各个阶层抵触，地方上也就没有了名正言顺的收入，地方官们当然不愿意。
地官员们也坚决抵制这种做法，究其原因还是利益所致，原先地方和中央是三七分账，这个地方就有了源源不断能够被自己支配的活水，有许许多多事情就不必再伸手向上面要钱就能办到。伸手要钱看人脸色，那不是一个好日子。
再加上朝廷已经将原先由官员自掏腰包的雇佣人员，也列入了国家给的俸禄里，让那些个人真正过上了体面的日子，这一笔费用也是从这些税源里出的。
结果废除收税，这一笔名正言顺的收入也就没了，获利的是那些豪门大族，掐断的却是地方的收入。想办的事情又没钱办不成了，政绩就完蛋了；原先由国家支出的开销再次变成自己的了。没有办法，就只能恢复原先的苛捐杂税。
日子就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那些真正的巨贾工厂，哪个没有深厚的背景？苛捐杂税都摊不到他们的头上，而能够收上苛捐杂税的，又能收上来多少？简直是杯水车薪。为了这点儿活命的小钱儿，却还要得罪天下许多许多人，当然是得不偿失。
所以，真正的税源没了，也就没有钱上缴财政，而辛辛苦苦收发来的苛捐杂税，那根本就不是向上面上缴的。
于是不过是刚刚执政一年半，户部就已经没有收入了。所以继续向原先那样，向土地摊派。你倒是想得美，经过将近10年的运作，天下的土地已经大部分成了承包的土地，户部刚提出来增加土地的承包费用，结果百姓们就纷纷不再承包，让刚刚好起来的大明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抛荒，这一下连原先的那一点承包费都收不上来了。
而这次战争开始，东南，西南开始连省自保，就连那少的可怜的一点名正言顺的收入，几方也拒绝上缴了，都扣在自己手中观望。
所以现在的户部又恢复到了原先的那种穷困潦倒的状态。这样那些官员们，就自然而然的再一次将目光盯上了皇家的小金库。
但是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
天启和魏忠贤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巨大家底，再交给王承恩这个根本不懂理财的手中之后，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我现在毛文龙的清君侧战争已经发动了，对内战争是一个巨大的消耗，真的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不管是国库还是内帑，那金子银子就和流水一样的往外淌，想堵也堵不住，那真是只见放水，不见来水，这财政还能有好吗？
不过唯一让崇祯认为天下依旧的地方，那就是天津城，税收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比往年增长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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