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事情，即便是几位相国在事情被彻底摊开之前，都不好插嘴的。
“那便如此吧！”公孙珣环顾左右，微微提振精神，干脆直接赶人了。“三省六部四台，一起把最后方略做出来……义公现在便辞了枢密使，与德谋换一下，提前去洛阳替孤布置。”
众相临走之前，却又闻得如此一遭大事，反而有些麻木了。
就这样，邺下针对刘备的动作定下了大致方略，但仅仅是数日后，南面便复又传来另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事’。
事情有些曲折，具体是这样的：
从江夏折返往吴郡的会稽太守朱治在向孙权汇报完江夏西陵朝议内容以后，居然直接被辅政的徐琨扣留，而后孙权的表兄兼岳父徐琨旋即自领会稽太守往会稽而去；
然而，徐琨中途过浙水（富春江）时却遭遇到了会稽都尉凌操的武力抗拒，徐琨当场身死；
随即，凌操复又向孙权请罪，并请求释放朱治；
对此，年轻的孙权从善如流，但朱治却心灰意冷，径直返回了隔壁丹阳郡的老家，据说与还没死的陶谦作伴去了，于是吴郡、会稽郡以一种稀奇古怪却又引人遐思的方式彻底落入了年轻的孙权之手！
主少国疑，动荡不安，这是战机！
不过，面对如此战机，公孙珣却没有做出任何战略上的调整，只是追加了一条命令给关羽而已，乃是让关云长都督水师，务必要剿灭据说逃到‘夷州’的惯匪于毒……很显然，这是要继续用水军挤压孙权，迫降彼辈的意思，至于最后一战，仍然是对准了刘备。
而刘玄德也‘不负众望’，等到了这一年的二月，春耕勉强结束，一封来自襄阳、出自崔琰手笔的‘讨逆檄文’便直接传到了邺下。相较而言，燕公公孙珣却并不以为意，他没有做任何口舌上的争辩，而是发布军令，直接征调数州兵马，以作应对！
一时间，从属于益州方向的公孙越-田丰-赵云集团的益州兵、凉州兵纷纷启动，大军一分为二，一路出三峡，试图顺江而下，一路从汉中顺汉水而下，试图直趋襄阳；
与此同时，从属于中原方向的吕范-荀攸-韩当集团的徐州兵、两淮本地兵马，也大约兵分两路，一路往邓县城下，试图与汉中方向兵马汇集于汉水，一路往干脆从桐柏山东面（后世信阳地区）往随县断蛇丘一带聚集，俨然是要直趋安陆，试图进犯江夏；
除此之外，青徐水军浮海南下，交州兵马逼迫荆南，也都不必多言；
而最后，燕公居然留贾诩、审配等六相守邺下，自己亲自引邺下最精锐的高顺部、张辽部，往洛阳都督司州兵马，并以徐晃、臧霸前突到南阳最北面的鲁阳地区，以作接应。
话说，如今局面真的是强弱分明，燕公不动则已，一动看似已经极为克制，却俨然是全面围攻的姿态了。
实际上，按照燕军有意无意的半公开公文显示，只是预定计划中分配到襄阳、邓县这个方向的正面之敌，也就是徐州、益州、凉州等地的兵马，就多达二十八营、四十余部，累计四万之众！更遑论其余方向的各部兵马总和与保障后勤的民夫了。
兵部当然也有好事的年轻官员，他们按照各地调度兵马的文书大略估计，很容易便得出结论，全局之下，从最东面长江口的水军到最西面巴蜀汉中一带的部队，此役，虽然燕公极力克制，却还是事实上动员了百万民夫以上，前线大军也约有十五六万！
当然了，这个时候这个数字就没有多少意义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直接移动到了南阳郡的最南端，也就是襄阳、邓县一带，因为彼处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天下最后之战，好为燕汉之间做个最后的了结。
三月初五，燕公抵达洛阳，在此做预备的司州牧韩当当即出南阳为吕范之副。
三月初七，西线副都督、冠军将军赵云便引凉州、汉中兵马抵达沔水中游的钖?县（后世白河）?，距离襄阳已不足四百里。
三月初十，大司马、大都督吕范从汝南抵达南阳郡治宛城，并在此处汇集了两位副都督，也就是改任司州牧的韩当与军师将军荀攸，三人旋即在彼处建立了新的前线大本营。
三月十一，徐晃、臧霸部约两万众抵达南阳郡最北面的要冲鲁阳，与黄忠部汇合。
三月十五，来自洛阳的两个新兵营，在戴罪立功的新任河南都尉司马懿与原洛阳屯田都尉韩福的带领下与徐州方向的陈登、糜芳、曹宏、孔秀、陈群等人所领的四营兵马汇集于新野，合计四营战兵，两营辅兵；
而等到三月廿一日，随着赵云部前锋孟达率赵昂、姜叙、傅干、韩德、谢徵五营兵至朝阳，最前线的邓县身前更是已经有了足足十一营兵马！其中八营战兵，三营辅兵，合计十五部，一万五千众！
而与此同时，说来荒谬，刘备麾下聚集在襄阳的兵马，居然只有七八千众……没办法，真到了准备决战的时候，人力物力的全面落后才彰显无疑，再加上官渡之战的余波、之前荆州全力支援益州的影响、荆南四郡拒绝提供后勤，南郡也俨然陷入到了某种后勤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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