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
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方面，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的地盘上执行“什一之税”，称帝之后则恢①刘秀打天下的过程中，麾下有二十八位最着名的将领，刘秀称帝后，人们称他们为“云台二十八将”，比如《东汉演义》中的马武、岑鹏。
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他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高官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就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为60~80∶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1。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黎民。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一百五十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出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十二帝前后一百九十六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
官方铸币如此稀少，东汉又绝无铜钱匮乏之虞。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郡发生地震，在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很多家庭断门绝烟。地震之后，东汉朝廷出面为无人送葬的罹难者办理了丧事，并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铜钱作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绍兴南钱清公社在一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三十三万枚铜钱，总重为一吨。如此数量之货币作为随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极为罕见，而南钱清汉墓绝非唯一以巨量货币作为随葬品的东汉墓葬。
一般来说，随葬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既然货币成为日常随葬品，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经常使用货币。
官方没有铸造货币，这些铜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民间私铸。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东汉一朝民间私铸货币总量应在三百亿枚左右。出土的东汉货币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东汉初年的铜钱，形制虽然仍是“五铢钱”，重量也在四克左右，但是，制造技术却比“赤仄五铢”和“上林三官五铢”差了很多，铜材也不再是紫铜，明显不是官家铸造。
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六十四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业、造船业、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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