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文学》2010年第12期
栏目：小说
我这人，打小身板就熊，刘发他爹说我像个“秧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啥叫“秧子”，从他的语气和旁人的笑声里，我猜测可能不是一个好话。于是，我就骂他，说你儿子才是“秧子”，你是“老秧子”。大伙听我这么骂，都哄堂大笑。等我稍大些，才知道“秧子”是一些农作物移植前的幼苗，比如茄子秧子、地瓜秧子。刘发他爹说我是“秧子”，并没啥恶意，只是笑话我体格不好，弱不禁风罢了。
十六岁那年，我怀揣着公社中学的毕业证，乐颠颠地回家当了社员。七十年代的合庄，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就像这里广泛流传的一首民谣唱的那样：一等人，当书记，老婆孩子有出息；二等人，当队长，吃罢饭炕上躺；三等人，赶马车，拿着补助混吃喝；四等人，赶牛车，干多干少没人说；五等人，老社员，套上夹板就一年……我每天跟瓜把式地跟在大伙腚后混工分，等着盼着熬到了二十四岁，总算熬上第一个媒人了。
当时是晌午，我横在西屋炕上做梦。娘过来喊我，说东头五婶来说媒了，叫我赶紧起来。我一听真是兴奋啊，这梦做得果然灵验——我刚和王桂花同学躲在场院的草垛里亲过嘴，正心急火燎，转眼成真格的了。
来到东屋，我见五婶正盘腿坐在炕头上，手上的香烟抽去半截，杯里的茶水也喝下半杯，说媒的话题也进行到一半的程度——都在盘算彩礼的事了。我很礼貌地打招呼，说五婶来了。五婶只用眼皮嘹我一下，便接着跟我爹我娘说话，好像这事跟我没关系一样。
我闹了个没趣，便找个马扎坐下来。刚听几句，就听出眉目了。原来五婶要给我介绍的这个对象，竟是咱们庄上的老姑娘李大兰。我当时就急眼了，赶紧插嘴。我说，不行不行，五婶不行。五婶又撩一下眼皮，撇着嘴对我说，你说清楚点，是大兰不行，还是五婶不行？我一看五婶挑礼了，就赶紧补充说，五婶行，大兰不行。五婶瞪我一眼，没好气地说，连句人话都说不利索，还有脸挑别人，大兰再不好，配你还是富富有余的。
可我毕竟是当事人，我不同意，事情便没法进行了。屋里的空气凝固了几分钟后，五婶搭拉着脸问我，大兰咋个不行？我毫不客气地说，她长得太寒碜了，跟个大老爷们似的，比大老爷们还黑，一点女人味都没有。还没等我说完，娘就在一旁冲我直使眼色。娘骂我越长越混账，不知好歹。她说丑妻近地是家中宝，像个大老爷们咋了？能下地干活就行呗。娘还说，体格好是好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都跟着五大三粗的，你没听人家常说，老母猪胖，小尕尕肥吗？
我被娘说得没词了，只好再找理由，我又说李大兰的腿脚有毛病，走起道来一瘸一拐的，和她天天一块儿出出进进的，多没面子？娘听了，开始生气，她骂我是罐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娘说这不是秃头的虱子明摆着吗？人家要是没这点毛病，轮八辈子也轮不到咱家炕头上。你觉着跟大兰一起没面子，打光棍就有面子了？
五婶看我们娘俩这样僵持着，便不耐烦了。她把手里的烟头扔到我的脚下，使劲地瞪了我三四眼，下地就走，左脚迈出门槛子时，回头冲着我说，你再好好想想，但右手指着的，却是我爹和我娘。
五婶走后，娘劝我，说高生啊高生，你咋这么死性？大兰她叔是队长，这你知道不？你能攀上这门子亲戚，是你们老高家祖宗坟上冒青烟了，老天爷瞧得起你。你要是错过了这个村，往后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个店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哪头炕热哪头炕凉，你心里也该有个小九九了，你掂算着办吧。
娘好说歹说地劝了半天，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坐在马扎上，又想起王桂花来。爹气得脱下鞋来，抽了我两鞋底子，我顺势又跑回西屋去了。
从第二天起，我再出工时，队里的脏活累活，每次都有我的份。和我一起干活的，今个儿换一茬，明个儿又换一茬，唯独不换我。半个月后，我被那狗日的队长使唤得实在不行了，便怯怯地跟娘说，你去把五婶请来吧，我同意了。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没用五天，我们就订婚了。我送给大兰的订情物是一条花围巾，是我爹上集上买来的；她还给我的是一支钢笔，英雄牌的。订婚后，按着当地的风俗，大兰基本就算我的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入我家了。我们打小一起长大的，也没有啥陌生感，在订婚的当天晚上，我送她回家时，就摸了她的手，没用十天，就蔓延至她上半身的每个角落了。
我和大兰日趋亲昵的举动，引起了双方老人的警觉，他们先是轮流地看着我们，像电影里的特务盯梢似的。我也跟他们玩起了反跟踪，声东击西，打一枪换兰个地方。他们眼见着实在是看不住了，就张罗着给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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