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医生让我在跑步机上跑了一会儿，先是光脚，然后轮流穿上三种跑鞋。她让我慢走、快走、慢跑、全力冲刺，让我在冲击力测量器上跑，获取我跑步时双脚承受的冲击力。然后她把整个过程的录像放给我看，结果吓了我一跳。
我原本以为自己奔跑的姿势就像正在追逐猎物的纳瓦霍人一样轻盈，然而屏幕上显示的却活脱脱一个手舞足蹈的弗兰肯斯坦怪物。
我的身体上下起伏幅度非常大，脑袋经常会跑到屏幕范围之外；胳膊前后挥舞，大脚落地有声，简直让屏幕都在震颤。
戴维斯医生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又用慢速度播放了一遍，让我看清楚自己的右脚是如何外翻，左膝是如何内拧，后背是如何剧烈起伏，简直就像心脏病发作一般。看我这怪相，居然还能跑出去，实在是不可思议。
“好吧。”我说，“那正确的跑步姿势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个不朽的问题。”戴维斯医生说。
至于不朽的答案……可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或许可以让步伐变得平稳些，比方让全脚掌着地而不是脚跟着地，好增加脚底的缓冲。然而这样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换种不熟悉的跑步姿势，可能会让脚跟和跟腱因承受陌生的压力而再度致伤。
“跑步对双腿造成的压力确实很大。”戴维斯医生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歉意。我知道她没说出来的话：尤其是你的双腿，大块头。
我又回到了原点。此后的几个月，我去找过不少专家，也在网上查阅过许多相关资料，却一直没找到最终答案，只在两个死死循环的问题间纠结：
为什么我的脚会疼？
因为跑步不适合我。
为什么跑步不适合我？
因为我的脚会疼。
但是究竟为什么呢？羚羊从来都不会患胫骨骨膜炎，狼的膝盖从来不会活动不畅。我也不相信百分之八十的野马每年都会因为奔跑受伤而丧失行动能力。于是我不禁想起了罗杰·班尼斯特讲过的一个寓言。班尼斯特是位临床医学研究员，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的人。故事是这样的：在非洲，羚羊每个早晨醒来的时候，都知道它必须比跑得最快的狮子跑得更快，不然就会被吃掉；而狮子醒来的时候，也知道它必须比跑得最慢的羚羊跑得更快，不然就会饿死。不管是狮子还是羚羊，太阳升起的时候，都要开始奔跑。
既然地球上的其他哺乳动物都可以自由奔跑，为什么人类就不可以呢？仔细想想，为什么像班尼斯特这样一个研究员，每天都离开实验室后换上薄薄的皮底便鞋在硬地上奔跑，非但没有受伤，还能突破四分钟跑完一英里的极限呢？为什么有些人每天早晨醒来都能像狮子或羚羊般奔跑，另一些人却得依靠止痛药才能下地走路？
这些问题都非常有意义。然而我很快就发现，那些为数不多的知道答案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答案的人，并不会轻易说出答案。
尤其不会对我这样的人说。
二〇〇三年冬天，我在墨西哥出差，偶然翻起一本西班牙语旅游杂志，忽然看见了一张照片：耶稣正沿着碎石坡往下奔。
我又仔细瞧了瞧，发现照片上的人不是耶稣，不过是个穿着长袍和拖鞋的男人。我开始读图片所配的文章，但不明白它为什么采用现在时态，因为乍一看，这段文字讲的是亚特兰蒂斯文明那样的传奇，关于某个消逝的跑步者帝国的故事。慢慢地我才弄懂，文章讲述的并不是什么“消逝”的“传奇”。
我到墨西哥是为了替《纽约时报》寻找一位行踪隐秘的流行明星，并对她进行采访，但我要写的文章同这篇文章相比似乎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流行明星总是昙花一现，塔拉乌马拉人却似乎万古长存。这支人口稀少的部落尽管独居在隐秘的峡谷中，却几乎解决了人类遇到过的所有问题。不管在思想、身体还是灵魂的层面，都可谓近乎完美。他们像是秘密地将自己居住的洞穴变做诺贝尔奖得主的孵化器，致力于消灭仇恨、心脏病、骨膜炎和温室气体。
塔拉乌马拉人的土地上没有犯罪、战争和偷窃，也没有腐败、肥胖、毒瘾、贪婪、家庭暴力、心脏病、高血压和二氧化碳排放。
他们不会患糖尿病和抑郁症，甚至不怎么衰老：五十岁的人比十几岁的人跑得快，就连八十岁的老爷爷都能翻山越岭地跑比马拉松还远的距离。他们几乎从没患过癌症。甚至在经济学上，天才的塔拉乌马拉人也有突破性的创举，采用一套独一无二的交易体系，用人情和大桶的玉米酒作为一般等价物。
你或许认为这样的经济体系很快就会陷入混乱，人人都喝得烂醉，挥舞着拳头争夺利益。但在塔拉乌马拉人中间，这套体系得到了难以想象的成功。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勤劳，太诚实了。一位研究者甚至推测，经过只说真话的无数代，塔拉乌马拉人的大脑已经丧失编织谎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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