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认为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条件下，西方社会多元利益相对趋于平衡，社会运行基本稳定；但随着经济走衰，福利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各族裔群体之间、不同利益团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深化乃至激化，而西方代议制民主政府在层出不穷的危机面前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尚不均衡的国家，中国却实现了空前的社会稳定，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住房自有率和社会治安水平高于西方国家。这得益于中国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活力，但某些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规范这些趋势，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大局。
中国的全面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奇迹。中国之治的背后是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归依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的背后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红色基因，也有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大量借鉴。从中长期前景来看，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最大意义不仅是世界15的人口走向富裕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也是中国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社会所提供的有益经验和宝贵智慧。
（摘自《求是》2017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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