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还在于推行文官治国体制的客观需要。要推行文治，其国家治理的重任必由有文化知识的人去承担。然而，成才必从学，兴学又必须向社会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还必须以学之优者能够跻身上层社会为导向，才能促进学的发展。由此便在有教无类、学优则仕，从政治国、仕优则学之间形成一种互动机制。而科举考试的建立，便在“学”与“仕”之间构筑了一座桥梁。一方面将两者有机衔接，同时又将文治人才的选用标准落实到人才培养和甄选之中，发挥督导、把关的作用。“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这一命题的意义，并不限于教育对象的开放和教育目的的政治指向，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一条规律，那些出身贫寒的下层社会人士，往往更有能力和条件承担天下之大任，其首要条件就是“学”;并指明，政治人才的选用标准，主要在于学识和才能，而不在于先天资质和出身，这便为社会下层人员进入上层社会从理论上扫清了道路，实际上是主张教育和政治职位向社会开放，从而为教育的发展和选官考试制的创新提供了精神养分。可以说，正是在“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作用下，我国汉唐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才步步走向繁荣。汉武帝时代，坚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名师、重选举、广取士的文教政策，使官学、私学争相发展，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定教材，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柱。时至隋唐，教育事业更为发达，尤其是唐王朝立国后的百余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创建了十分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其办学规模、管理体制、学校门类、教学内容及治学风范等，都堪称当时世界一流。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使后备文治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并“成为举子的来源”，使科举考试制度的创建与发展获得了适宜的环境和必备的条件。
3.官吏考选实践经验教训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82。人类考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根本上又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首先要受到国家“政治制度、任官制度的制约”，同时，“人们对取士任官的标准、考试制度也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这就是察举制日益暴露其落后性，而考试制日益发挥其优越性的过程”[2]26。察举制相对此前各朝选官制度是一大创新，但实践效果表明，其“负虚名者不必有才，德行亦多出于矫伪”的弊端实难防止。其根源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一是“寄考试于选举之中”，且处于辅助地位，有悖于考试平等竞争的本质精神，不符合凭才取士、择优授官的取士任官原则;二是官吏的举荐权主要由地方官吏掌控，不利于封建专制集权的巩固。基于此，曹操在招贤纳士方面又走向另一极端，一味强调“唯才是举”，“而忽视德行，明言廉士不足用，甚至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这种“一时矫枉过正的举动，未可用为常典”[7]34。但三国战乱之际，由于“用兵既久，人才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于是选举制遂告崩溃，政府用人，漫无标准，所有两汉时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度，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的军功得官”[7]34。为矫正此种人才选任之流弊，遂创“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7]34。“九品官人法”历经魏晋南北朝“莫之能革，直至隋开皇中罢之”[7]34。因当时所任中正官概出世家豪门，对人才之评品“多视门阀官资为爱憎，不以士人贤愚为品别”[8]20，“天下唯以居位者为贵，致门阀士族垄断仕途，寒素之士，莫由上达”[7]47。实际上成了士族操纵政权、扩展权势的工具，既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强化，又堵死了中小地主阶层向上爬的通道，完全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效能，成了一种“变态贵族政治的怪剧”，本质上无异于“世袭制”。所以晋代刘毅曾以“九品有八损，官才有三难”痛斥其弊，在其上疏中他指出:“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柳毅传》)为克服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到东晋末期尤其是南北朝中叶以后，人们便采取“罢中正，限年入仕，不拘门资，九流常选，试经授官”[9]104等强化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的措施。公元505年，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规定凡五馆就读学生均可参加考试，“其射策通明者除为吏”。(《梁书·儒林传序》)公元509年，梁武帝再次颁布“不拘门资，考试取才”的诏令，规定“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北齐时代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且考试管理更严格，考试时“皇帝常服乘兴，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呼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隋书·礼仪志》)此种施测管理规则，已是唐以后科场条规的滥觞。陈朝继承了梁朝的考试选士制度，规定“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隋书·百官制》)后随北周武帝时代“不限门资，唯在得人”政策的实施，以及世族的日渐没落，考试在选官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凭真才实学经考试合格者，便可随才授官，并在寒士应考中出现了科举考试“投牒自应”的尝试，北齐寒士马敬德不满郡王举其为孝廉而自求应试秀才，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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