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与研究综述
回顾以往有关我国重点高校招生名额指标分配的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思辨性的理论研究，主要对于招生名额分配机制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分配过程中的问题、成因和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第二类是描述性的实证研究，借助于基尼系数、效率指数等描述性指标、通过回归模型、引力模型等多种模型框架对地区间的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对于第一种思辨性的研究而言，学者对于地区间的高考录取差异性提出了不同见解，比如郑若玲（2001）认为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不能只追求“考试公平”，也不能完全倒向“区域公平”，只能在兼顾两者的同时求取相对公平的最大值。[1]而陈廷柱（2004）则认为，地区间高考录取分数上的巨大差距，不是高等教育不公造成的，而是追求高等教育公平的必然结果，这是高等学校行使自主权的一种必然反应[2]。而在如何促进重点高校在地区间的录取公平的对策上，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其中，杨东平（2000）认为应该将大学设为国立省立市立，国立大学向全国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3]。唐汉琦（2015）提出要统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进一步建立相关长效机制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保障农村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权利[4]。周洪宇和申国昌（2006）认为新的招生名额指标分配应该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人口数、总考生数和该省拥有的“985”高校数以及上年度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获得指标投放数或者实际录取数为依据[5]。对于高校招生名额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问题的成因分析，刘海峰、李木洲（2012）认为全国入学机会分布不均等，其原因主要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部属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布总体延续了清末高等学堂出现以来的不均衡现象，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分布格局”。东部沿海地区高校比较聚集，中西部很多省区高水平大学明显偏少，尤其是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有近1亿的人口规模，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所“985”大学。[6]总之，此类研究多数是针对高校招生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的政策文本分析和理论价值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提出相关的改进构想。
对于实证类的研究，大部分是采用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二项式和泊松模型、帕累托效率和比例模型等来直接描述分析高校的招生名额指标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现状。比如，谈松华和文东茅（2011）指出各省区学生就读部属高校的入学机会指数的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226提高到了2010年的0.298。北京、上海、天津的入学机会指数从2000年的1.75、1.61、1.51上升到2010年的3.64、3.73、2.84，但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省区的部属高校入学机会指数却一直在0.50～0.70的低点徘徊，地区差异明显[7]。但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李立峰（2006）的研究表明部属重点大学分省招生的趋势已经从原来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省区转变为全国各省区间较合理的分布[8]。张俊、吴根洲（2010）运用洛伦兹曲线对“985”高校在各省区招生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尽管“985”高校总体上在各省区招生比例的分配较为公平，但是具体到各“985”高校却很不公平。[9]郭伯良和许志勇（2006）用多水平模型对清华大学2001-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招生名额分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六年来在各地的名额分配差异显着，部分省份的名额显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省市的名额显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冯科、聂海峰（2007）建立了高考招生问题的模型，结果证明如果使用分数公平的录取机制，考生真实申报对学校的偏好就是他的优势策略，录取结果可以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和分数公平[11]。郑庆华等人（2012）针对普通高校分省招生计划编制问题，提出了一种招生计划二次分配模型。初次分配使用灰色模型计算招生计划基础值部分，二次分配借助模糊指标体系计算招生计划调整值部分。[12]也有部分研究针对“985”高校招生计划及其可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比如潘昆峰等人（2010）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直观地描述了目前在分省配额制之下，我国各省考生就读央属高校入学机会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各地所获得的央属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该省是否拥有央属高校、该省的高考人数以及上一年度央属高校在各省的本科录取人数显着相关[13]。随后，潘昆峰（2013）的研究还发现，高校与各省份的距离远近也会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产生显着影响，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央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行为产生的影响作用有较大差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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