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55]《论学绳尺》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4页。
[56]李光摩：《八股文的定型及其相关问题》，《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
如果说社会乌托邦想象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距离，那么科学乌托邦更彰显了理智与激情、真知与悖谬之间的冲突。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具有虚幻色彩的“乌托邦”总是令人念兹在兹、难以割舍？即使是在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现代人心中，“乌托邦”为何仍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这说明，在“乌托邦”问题的讨论中有必要对“乌托邦意识”“乌托邦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内在逻辑有更深入的解读，只有这样才能既看到乌托邦现象背后人类追求进步的生命冲动，同时又避免因其极端而误入歧途。
[58]马先彦：《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几点思考》，《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60]李调元：《鄂文端不废科目》，《淡墨集》卷十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4-186页。
[61]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
[62]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3-364页。
[63]尹松波：《理性与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管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64]刘海峰：《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66]祝尚书：《“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7]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66页。
[69]何忠礼：《荐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优劣之比较——以宋代官员的选拔为中心》，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东南地区人才的历史、现状、未来和振兴对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
[71]季卫东：《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72]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及其局限性》，《现代法学》2002年第8期。
[74]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4页。
在科举考试制度选择中，人们主要是在求“真”还是在求“善”？对于这个问题，苏轼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73]他认为，科举考试以经义策论来选拔人才，“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文，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74]以苏轼眼光来看，不同考试内容与形式制度安排具有相对性，背后的逻辑不是真假判断，而是价值选择——依据科举考试技术“合理性”作出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律赋当中有着充分的反映。简宗梧认为，律赋开始并没有这么严格，韵字韵数都有很大的灵活性，但一旦被科场借用，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程式规则。这些规定对于律赋作者当然是一种拘约乃至束缚，严格按这些规定创作，不啻戴着镣铐跳舞。[75]然而，这种技术性规定的确立，一可便于考官评阅，有一定标准可循；二可避免士子抄袭模仿；三可检验士子的学术功底。[76]律赋如此，八股文更是如此。在结束本文前，我们还想强调，“技术”的合理性也并非绝对，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考试弊端已是积重难返之时，“技术”的合理性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八股文在近代走入历史的尽头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76]郭建勋、毛锦群：《论律赋的文体特征》，《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冬之卷。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5-0093-09
收稿日期：2018-03-2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发展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研究”(ZK1005)
作者简介：陈兴德，男，四川富顺人，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蔡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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