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一个人，我可以一个人一整天地不说话。我又不喜欢一个人，我可以和陌生人愉快地谈话，却讨厌听周围熟悉的人的三言两语。那就是上大学时的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孤独、狂欢。
我没事的时候就写写日记，泡泡图书馆，实在无聊就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桥头毛遂自荐，做个家教。
所谓毛遂自荐就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想去做个家教，就得把自己推销出去，价格越高能力一般就越高。所以，我们一般会写一个自己的牌子上面写着个人简介：某某某，某某专业，经验怎样，收费怎样，学习情况怎样，等等……。这些牌子写好了就放在自己的面前，等待那些需要家教的娃儿来挑。
我的第一份家教是一个男孩，初三，补语文，20块钱一次课，补了两次，无疾而终，我且不把它算作家教的行列，因为我并没有给那个娃子讲过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我的第二份家教，是姐姐姨母的外孙，也是一个男孩，初三，补语文，20块钱一次课，补了六次，我自己给辞了。当然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这层亲戚关系，事实上我们压根就搭不上边边。
这份家教完了之后我就没去找过家教，我也越来越喜欢沉默，不知不觉就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
我没有想到会在重庆的一个玩具厂碰见姐姐和姐夫，我问姐姐：“鑫儿在哪？”
姐姐说：“鑫儿放到他乡下爷爷家去了。”
姐姐和姐夫当时的工作压力很大，我一周才能去看他们一次，姐夫当时就觉得我有点不对劲，一个深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姐夫和我一起交心谈了很久。
姐夫长得很高，一米八左右，那时候的他很年轻，梳着中分头，笑起来还有一个梨涡。
姐姐很爱姐夫经常给我讲姐夫的事情，每次听姐姐姐夫的事情就好像是在听姐夫说一样。
“你可能最近有点迷茫，我又何尝不是？我在世的时候，经常给我讲，人要信命，俗话说的好人算不如天算。母亲经常给我算命，说我四十岁的时候会转运，你觉得可信吗？反正我信了。”
姐夫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你姐夫他说他小的时候，母亲去世了，被一颗花生米堵住喉管噎死的，全家人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相信，平时最爱说话的母亲就这样被噎死了。父亲那几天时常对着门上的门神说话我一句也没听，就看见他老泪纵横。”
姐姐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出奇地平静，没有什么表情。
“全家都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却只有二姐一个人站出来料理后事，他二姐那时候也才十多岁。一个月之后，二姐背着父亲和大舅子家的儿子一起出门打工，再回来已经是人模鬼样、精神失常。他作为家里的男人怎么能忍受他二姐被欺负……”
我当时正听到兴头上，悻悻吃完晚饭，想听姐姐再讲姐姐却只讲起了大道理。
而姐夫拿出一根烟抽了起来，吞吐一个字或两个字，是命还是命运。
姐夫说：“不要相信命，人定胜天，关键得靠自己，命生得再好，也不能吃现成的东西，什么都要靠双手去争取。”
这样浅显的道理还用说吗？我心里想，小学生都知道吧。我妈也爱替我算命，也爱上庙。上庙替子孙求个“命”，算命替子孙算个“运”。
……
回到现在，我还是很感谢姐姐让我到这个小巷避开那里的闲言碎语，其实姐姐心里明白，从小到大我抢走了姐姐不少东西，姐姐实在善良，都没和我计较。
生活如此艰难，可收拾好心情，明天还是一样的过。
我从不相信算命，却总是遇见算命先生。大水镇上有一个很厉害的八字先生，连苏医生都深信不疑。我也给自己算了一卦：命定于此，旺夫荫子，三十又五，棺盖相接。
“什么话”我扔了五块钱给那个留着长胡子、戴着老花镜、穿着旧长衫土黑褂子的八字先生。
我表面上是神清气爽地在大水镇街上走着，实则内心苍凉无比。
一年多了，这巷子通往镇上的路一半还没有，大水镇上添了几个新面孔、走了几个旧面孔，小水巷里拆了两座土瓦房，望山上又多了几块结草籽的空地。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这是当年最流行的一首歌曲——千里之外。
“喂……”我的手机是老板送的，价值三千块钱，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这是一款白色的翻盖手机，也是一款用手指甲点击的触屏手机。
我当年的那台诺基亚手机是姐夫给我买的，型号1110，很小，比我的中指长一点，约莫三根手指的宽度，屏幕是手表一样的数字显示屏，不管是文字还是图案都能明显地看清小黑点的层次。
我最后把那个手机拿给了苏医生，而现在手机上显示的就是我挑的那个号码。
“幺阿公……”以前村里人都叫他苏医生，苏医生不在是医生之后，脾气越来越古怪，谁都不能叫他苏医生或苏老师这一类的称呼，起初村里人还不习惯，但渐渐也习惯性的变成了幺阿公、幺外公、幺爷爷、幺叔叔这一类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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