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份份定期从京城远道而来的朝报，十分巨大的影响着知府、知县以及其他大小官员的心情。
由此可见，这些在皇宫内编辑，并发行各地的朝报，其实质是一份“中央政府公报”，但它已经形成了编辑、审稿、发布、抄写、下发的完整链条，故而报业史学家把它称为现代报纸的祖先，也绝非空穴来风。
至于街头“小报”的话，还是以偏远的广州府举例，因为官办报纸只有一份朝报，别无分店，且朝报只限于有资格的官员之间传阅，普通老百姓压根就看不到。
可是，一来朝报有严格的审核程序，不管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消息的及时发布。
要知道，地方官员都可都是如长颈鹿一样伸着脖子焦急等待着看各种动态呢，慢了怎么行？
慢上个一两天还好，能忍忍，要是慢上了五六天，那可就遭了大罪了，许多官员都得吃不香睡不着，暗地里瞎琢磨不可，实在要人命。
特别是在宋代广州虽然是许多人眼里的蛮荒之地，比不上汴梁洛阳繁华，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会，官员们固然要了解中央的时事动态，许多的中外商人也特别需要了解各种信息啊。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商人，计划北上扬州或杭州贩卖一批珍贵的香料，临行前是不是很想知道那里的时局稳不稳，有没有发生水灾、旱灾、饥荒、土匪等。
如果两眼一抹黑，到了那里才发现当地正乱的一塌糊涂，百姓们吃都吃不饱，哪有钱买香料啊，产品根本没销路，还土匪横行，随时可能被抢，那可就哭都来不及咯。
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越是商业发达的地方，信息就越是值钱，这和许多大老板每天固定看新闻联播一个道理。
而恰巧宋代的广州城商业发达，朝廷动态、官员变更、皇帝诏书、灾情兵变，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能拿来卖钱。
众所周知，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就自然会有人去做，于是，宋代影响深远的“小报”就在广州城里粉墨登场了。
所以宋代“小报”的第一个催生婆，就是各地派驻京城的进奏官。
前文已经说了，官方发行的中央政府公报是要经过层层审核把关的，新闻的时效性必然受到很大影响。
而广州城里的地方大员如果着急，就会托进奏官私下打探消息，当然，托人办事，总要“意思意思”嘛，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那时别说没有互联网了，连邮局都没有，进奏官受托打探到消息后，路迢迢，水长长，怎么传递回来呢？
他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在那时，普通老百姓要想给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家人写信，只能打听一下街坊四邻有没有人也去往同样的地方，托他顺便捎上，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但官员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朝廷顾念官员在外不易，允许他们的家信可以通过驿站传递，于是，进奏官就把私下写成的“消息稿”伪装成书信的形式，通过驿站兵丁的传递，一程程送到岭南。
到了南宋时期，这样的做法成了“公开的秘密”，很多时候，官方的报纸还没上路呢，重要的消息就已经在地方上传开了。
这是地方大员们想早一点了解时事动态的办法，可以私下请进奏官帮帮忙，可如果是商人想要了解时事动态，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找“线人”啦！
因为在那时，商人做生意可不像现在，一个人也能单打独斗，在那时，几乎没人能离开行会，所以才有什么徽商，晋商等闻名遐迩的大商会。
而这些行会的首脑又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许多交道，找几个“线人”打探一下，不是什么难事。
官员私下知道的消息，打探起来相对困难，但官方报纸上的消息，要打探就要容易多了，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要“意思意思”一下，至于这“意思”的代价，就要视打探的难度而定了。
而这打探消息要支付代价，打探来的消息，不仅对自己有用，对别人也有用，凡是有用的东西就值钱，那干吗不用它赚点钱，把打探的成本收回来呢？
再说了，线人也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里的人想挣点钱，于是，现代“报人”的先驱就应运而生了。
他们把打探来的消息集合在一起，套用“朝报”的形式，直接编成了一张张报纸，这些报纸从采访（打探消息）、编写到发行，全都是由民间力量完成的，故而被历史学界认为是民间报纸的先驱。
不过，“小报”二字是后人的称呼，当时，它就挂着“朝报”这个响亮的名头，只不过是“山寨版”的而已。
虽说有一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但作为一种销售策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并且，虽然是山寨版，可是随着“小报”的及时准确性远超官报，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到最后竟渐渐的快要干死正版了，这可以说是盗版干死正版的第一先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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