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子们，一边流觞曲水，一边斗鸡走狗，在大俗大雅之中放荡形骸。
终于，到了唐太宗时期，作为一个有识之君，唐太宗深刻意识到了赌博的危害，深感前朝腐化堕落而亡，于是严令士大夫赌博，但依然无法禁止。
如到了唐玄宗时期，博戏又成为了街头巷尾的靓丽风景，李隆基本人更是沉迷斗鸡，宫中甚至有专门靠养斗鸡维持生活的人，得到他的垂青，专门招来，替皇帝养鸡。
为此长安东城一个叫贾昌的人，还因斗鸡被封为“衣食龙武军”、“鸡坊小儿”。
不仅唐朝不仅斗鸡，还喜欢斗鹌鹑，玩法是在两只鸟前放置米粒，让其争抢、战斗，胜负裁定以一方退却为标准。
到了宋代，国富民强，经济发达，老百姓们口袋里有了两个闲钱了，更是嗜赌成风，凡事都好赌两把，像是斗蛐蛐儿便成了此时最流行的博戏。
乃至于赵家丢了北宋的天下，一溜烟儿跑到南方后，都没把这份国粹丢下，临安街头最先发展起来的行业中，“促织儿”、“促织盆”就非常鼎盛，是专门售卖蛐蛐周边的。
到了明朝也一样，同样喜欢斗蛐蛐，特别明宣宗时期，苏州朱镇抚给朝廷上贡了一只产自上方山的蟋蟀“黄麻头”，一举斗败了皇帝的“梅花翅”。
宣宗非常高兴，下谕旨封这只蛐蛐为“金丝黄麻头”，这还不够，连上贡此蟋蟀的朱镇抚也“加官两级”，赏赤金百两。
上行则下效，皇帝喜欢蛐蛐儿，民间就到处抓蛐蛐，有专门判断蛐蛐好坏的“健夫”“小儿”职业。
包括清朝满洲人原本不流行这个，入主北京没几个月后，也染上了斗蛐蛐的坏毛病，一场斗戏往往能赌上数十金。
除了用动物、昆虫作为赌博的玩意儿，各种赌博道具也在不停发展之中，花样更为繁复。
汉朝流行“六博”、三国流行“樗蒲”、唐朝人玩“双陆”、宋代人掷骰子、明清盛行纸牌和麻将，就连闺阁中的女子，也要藏起绣花针玩起“打马”。
此外，还有骨牌、投壶、握槊、叶子等，数都数不清……
尤其是被称为古代版足球的蹴鞠，其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游戏。
尽管经常有很多人为了赌博，倾家荡产，断手瞎眼，但这种游戏却依然流行。
以“克己复礼”为核心原则的儒家士子们，在赌博面前更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无数文人墨客还专门为赌博写诗作曲，歌颂太平，比如关汉卿这一曲《骰子》：
一片寒微骨，翻作面面心。
自从遭点染，抛掷到如今。
包括着名的女诗人李清照，其实也是一个大赌鬼，专门写过一篇《打马图序》：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所谓的打马其实是一种棋艺博戏，棋子叫做“马”，李清照沉迷于此，煞有介事地夸口自己的赌艺说：
“老娘我啥赌法都会玩，简直是废寝忘食呀！平生赢得多输得少，都是因为我精通呀！”
到了民国时期，各种文豪大师们又都开始沉迷麻将，其中最着名的便是胡适了。
一开始，胡适因为老婆江冬秀爱打麻将输了不少钱，还非常痛心疾首的说。
“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全世界，可曾有那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可说完没过多久，他自己就学会了打麻将，在老婆的耳濡目染下开始了“真香”之旅。
于是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
“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朴，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
在汉代的《盐铁论·授时》中，写道：“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
说明赌博是一场极其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游戏，不是富二代基本都玩不起。
可赌博的吸引力又实在太大了，它不但是一项好玩的社交游戏，更能让人有一夜暴富的盼头，所以贫民百姓当中，赌博者不计其数。
虽然赌博从古至今都在街头巷尾非常流行，但你真要是以为古人对赌博是十分纵容的态度，那可大错特错了。
古人沉迷于这类赌博游戏，已经到了败坏社会风气的地步了，于是孔子在觐见鲁国国君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
可惜孔圣人的话，在当时没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到了战国时期，李悝最先对赌博的危害有了明确认识，并制定《法经》严令赌博：“博戏，罚三金。”
不仅如此，《法经》还规定：“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
也就是说，太子赌博是要挨鞭子抽的，发现一次打一次，如果被发现三次，连太子之位都要被废掉。
秦朝统一六国后，也对赌博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对私下设赌的官民脸上刺字，还要“挞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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