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特恩、封典、世爵，有京官、外任，有汉员、满员，更有捐官、赎罪，以及遇到了所属上司还得送见礼等等，将清朝官场的规律表现得一点也不遗漏。
而且还将清朝官场的陋习，像捐官、赎罪等也都表现出来，真可说是一张清代官场的缩影。”
确实，升官图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制度在博戏中的投影。
升官图具有浓厚的游戏色彩，其内容对热衷功名的士大夫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又是一种赌博手段，这三种因素决定了它自产生以后一直能够广泛流行，幼自儿童，长至老翁，卑如市井小民，尊如朝廷命官，都有它的爱好者。
宋人赵必盙的《沁园春》词就有：“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的句子，正表现了人们对此的心理和这一社会现实。
并且从宋代开始，骰子选格嬗变出一些形式不尽相同而实质又很相似的博戏，大抵分为两类。
一类是将升官图“超升”为神仙的“选仙图”。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云：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失为散仙，次为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
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者，谪作彩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
可见，选仙图只是把升官图的各级官名改为各种名号的神仙，连升迁降黜的骰彩都完全一样。
选仙图的流行更为广泛，连皇宫中都有线索可寻。
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曾“御制”《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
到慈禧太后时，又将其重加增订，再绘新图，并将其与银骰盆、象牙骰子一起赐给大臣，以博戏取乐。
至于民间坊刻的各种选仙图，更是五花八门，天津杨柳青、苏州王荣兴、四川绵竹等地年画坊都曾刻印过选仙图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图谱，供人博戏，甚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仍在民间流传，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另一类与升官图相似的是“揽胜图”，最早见于记载的这类博戏叫“消夜图”，其内容是游历，易官名为地名。
宋人王珪有《宫词》云：
尽日窗间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
上筹须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
可见，无论升官图还是选仙图，它们的主要功能都是赌博，即使在深宫内院，也不例外。
所以这种玩法在宋朝特别受欢迎，文人士大夫尤其喜爱。
因为文人士大夫赌博的风气由来已久，比如魏晋时期的士族因其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禄，并且有广大的庄园作为其雄厚的经济后盾，所以好赌博。
不过，稍微不同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不言钱利，所以在赌博中也多不以钱财为目的。
而是希图在自由、活跃、紧张的赌场上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享受，在放荡不羁的行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获取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寻求一种对名士风范的认同感。
比如西晋大名士王衍，与彭城王司马权赌射，赢了司马权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
司马权对王衍说：“你如果想把它作为坐骑，我无话可说，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头牛来换它。既不耽误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下我的心爱之物。”
但王衍视宝物尤如粪土，二十头牛又哪里放在眼中，根本不理会司马权的请求，毫不犹豫地“遂杀噉”。
其人挥金如土，放诞豪侈的风度可谓惊世骇俗。
东晋一流名士、宰相谢安，在决定东晋存亡的淝水大战前夕，为了安定人心，也意态闲适地与谢玄以围棋赌别墅。
平时谢玄总是占上风，但此日谢玄因大敌当前而心神不定，竟输给了谢安。
谢安随即回头对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昙道：“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
这场赌赛与王衍赌牛同样可谓豪赌，也同样地不以所赌珍物为意，虽然后者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二者前后相随，互相认同的心迹仍历然可寻。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所以当时的士大夫无论在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参与到赌博潮流之中。
少数有识之士如陶侃、庾翼虽大声疾呼反对赌博，但在这股潮流之中显得微弱而苍白。
着名的文士葛洪“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在当时被认为是稀罕的事，竟被记入正史的本传之中。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赌博之普遍。
到了唐代，士大夫赌博之广泛也不逊于魏晋，仅就知名度较高的唐代诗人而言，参赌或嗜赌者即十分普遍。
李白、杜牧、温庭筠以“诗酒轻狂”、放浪形骸而闻名于世的固不必论，就连自称“每饭不忘君”的“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文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欢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在其诗文、传记中不时看到本人或他人赌博的记叙和描写、议论，如李白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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