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纵观整个和亲史，宋朝就显得很突兀了，哪怕有汉唐的例子在前，也坚持不肯和亲，要知道一旦和亲就可以不用给岁币了，但宋朝就不，可谓是仗着自己有钱为所欲为，就是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
而之所以如此，很多人研究过，原因有很多，一是宋朝士的文官们虽然看不起武将，但更看不起这些蛮夷，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坚决的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像是富弼、贾昌朝等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
比如当时辽兴宗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就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
可富弼却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
“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更是溢于言表，他说。
“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朝议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则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年乃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还有就是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
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
理学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它用新的方法来阐述封建伦理纲常和等级秩序，逐步成为两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主流。
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民族偏见大大加深，汉族的正统观念由此奠定，和亲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
因而当少数民族政权提出和亲请求时，宋人心理是无法接受的。
像是《宣和遗事》开篇即言:“中国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人欲也，皆是阴类”。
所以，宋朝并没有出现“和亲”现象，即使在面对辽、夏的和亲请求时也是坚决拒绝和亲。
包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来治理国家，像是赵普在《上太宗请班师》中说“以威德御之”；孙觉在致神宗“胜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说：“盖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见威德，故敢或为侵侮以窥我边。”
不难看出，他们无不奉行以德治来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强调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对待番邦要“示之以德”。
也就是只要统治者具备高尚的德行，就能让番邦真心的臣服于中原王朝；而他们认为夷狄之所以屡屡侵犯边境，就是因为没有对他们推行“德治”，没有施予恩惠。
对德治的推崇与浸淫下，他们认为与蛮夷“和亲”是一种失德行为，而岁币既可满足蛮夷对于中原财富的物质需要，避免战争。
而且可以通过金钱安抚他们，并以此作为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种宽容和恩赐，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心理，彰显大国风范，实现其“大德治天下”的目的。
所以标榜开明又崇尚德治的宋王朝统治者比起“和亲”更愿意以钱财来平息战乱，维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氪金就是天下无敌，没什么事是氪金解决不了的。
于是，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朝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
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给钱则小事一桩，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由此可见，还是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无和亲”提供了保障，那就是我太有钱了，不差这么一点，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当然，这也主要得力于宋朝时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南移，要知道宋朝当时的垦田总数目达到了7.2亿亩左右，虽然它的国土面积比不上汉唐，但这一数额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却依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外，宋朝时种子、肥料得到了广泛普及，农具和生产方式不断进步，使得宋朝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
包括像前文已经说了，宋朝的商业也呈扩大和发展的态势，北宋时城市与坊市的格局已经被完全打破，营业时间也大大的延长；宋朝商业不再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也形成了众多的的草市和镇市。
并且宋朝在农、手工、商业上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宋朝“金帛外交”提供了殷实的经济保障，迎合富弼、贾昌朝等宋臣“以物质厌其欲”主张，大大增加了宋人拒绝辽和西夏和亲的底气，由此金帛演化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平息两国战乱的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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