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就是，那群文举生只看见那小子拿着兵器站在那唐沐风的门口，却并没有亲眼看见他杀人，所以这只能断定他有嫌疑，而不能彻底断定人就是他杀的。”
“其二是我们的人才刚走，那客栈就突然着火了，这也太巧合了吧，不由得不令人怀疑，这里面没有鬼。”
听得包拯这样说，公孙策是苦笑道。
“大人，你饶了我吧，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没用，我也知道，可是外面那群已经彻底失去理智的文举生不知道啊，他们现在恼羞成怒之下，是铁了心认定人就是那小子杀的，要一定要他杀人偿命，甚至都打算告御状了，你就快拿个章程出来吧，不然这么下去，绝对不行啊。”
听得公孙策如此说，局面已经十分紧急的样子，包拯也是再度叹了口气道。
“哎，也是，那行，公孙先生，吩咐下去，开堂吧，本官也只能尽力了，这小子到底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他的造化了啊，毕竟这事已经不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了。”
说着，包拯就是换了审案用的官服，跟着公孙策一起，转屏风入座，准备升堂，来应对这群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一心想着杀人偿命，要致李小鱼于死地的文举生。
………………
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句，在许多人固有的印象里，说到古代官员审案，特别是包公审案，一定是明察秋毫，威风凛凛。
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紧接着义正言辞的宣判之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推出去砍了，完美撒花结局。
是不是这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也不怪大家，因为电影和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导致大家先入为主，习以为常。
但要说明，实际上，在宋朝，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场景的，除非你是无道天子，一言而决人生死。
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诉场景，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包青天情结”。
没错，正是“包青天情节”，什么意思呢，简单点来说，就是今天许多朋友说起传统的中国司法，都会习惯性的以“人治”、“缺乏程序正义”、“法理无外乎人情”等等。
然而，如果宋朝人听到这样的评价，首先就会不同意，因为宋人立制，最讲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也就是防止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独大的权力，防止独大的权力制造冤案错案。
因此特别注重司法审核，特别是“事实审”与“法律审”，这两个是分离的，互不干扰。
这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
而且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发育出了“疑罪从无”的司法思想。
《尚书》里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当然，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做的特别不好，起了坏作用，那就是曹操，他就不信这一套，一贯奉行‘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以及‘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
确实有点狠，但无奈，他是枭雄嘛，而且是身处乱世，不这样做好像也不行。
但宋朝就不一样，天下太平，人人都忙着发展经济，提升GDP，没那么多枭雄，很有人道主义精神。
所以宋朝人与现代文明国家一样，基本上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宁纵不枉”。
当然，说来讽刺的是，即便如此，宋朝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则冤案，那就是岳飞的‘莫须有’。
不过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孰是孰非，实在不好评论。
但总的来说，宋朝审案还是很民主公正的，一件刑事案进入了庭审程序，主审法官的责任是审查事实，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
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审讯法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第一道程序走完，就进入第二道程序。
这时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
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更换法庭重新审讯。
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
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
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
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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