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
在录问时，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
“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
即出现错案之后，录问官按比推勘官罪减一等的原则问责。
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
“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免两年考核），吏人转一资（升职）；二人者，命官转一官（升官），吏人转二资；……如驳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给赏。”
古人相信人命关天，因而驳正死刑判决，获得的奖赏最厚。
不论古今中外，在刑事审判中，多设一道把关的程序，嫌疑人便减少几分受冤屈的危险。
我们无法统计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为录问程序而免于冤死，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录问的意义：
北宋前期曾于京师设“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专门监察司法的机构，当时一个叫李宥的官员担任纠察官时，有一次录问开封府审讯的一个死刑犯，发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却被开封府尹往死里整。
李宥即给予驳正，并对开封府尹提出弹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职。
同“鞫谳分司”制度一样，录问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后也被遗弃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录问时没有发现问题，检法时也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转入下一个程序了，也就是拟判。
我们以州法院为观察样本，判决书通常是由推官或签判起草的，他们根据推勘官审讯清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拟出判决书草稿。
然后，这份判决书交给本州政府的法官集体讨论。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州的行政长官——州太守则是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法官们如果对判决书没有什么异议，就可以签署了。
但签名意味着负责任，日后若是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那么所有签字的法官都追究责任，用宋人的话说，“众官详断者，各令着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这叫做“同职犯公坐”。
当然，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这样的“同职犯公坐”机制，可以促使每一个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谨慎对待他经手的判决，从而最大可能减少出现错判。
像是宋太宗时，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
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
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
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
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对判决持有异议的法官，还可以采取比较消极的做法——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
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在所有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们都签字画押之后，这份判决书终于可以送到州太守手上了，太守如果没有什么意见，便可以定判结案了。
定判是太守的权力——所以我们称他是州法院判决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不过司法程序走到这里还未结束。
定判后，法院还需要向犯人宣读判决书，问犯人是否服判。
犯人若称服判，案子才算结绝，可以上报提刑司，等候提刑司的复核。
宋代实行“断由”制度，所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结案宣判之后，法院要给原告与被告两造出具结案文书，结案文书中必须包含“断由”。
“断由”是什么呢？就是法官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什么法理依据而作出该判决的。
如果法院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拒绝出具“断由”，那么当事人可以越诉，到上级法司控告原审法院。
如果犯人声称不服判决呢？这时将自动启动申诉程序，也就是前面走过的庭审、录问、检法诸程序等等。
反正就是全部推倒重来，案子重新回到起点，由上级法司组织另一批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给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这叫做“翻异别勘”，——又是一个随着宋亡而消失的优良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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