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盛况空前。
“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应皇室的丝绸料达5000到匹，产量仅次于江浙一带。
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
明朝前期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
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
行业多，分工细，明初建立了匠户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
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给，其余23的时间自由支配。
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对商业，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
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
“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
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
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
明朝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对海上贸易，明初立法严禁私人出海，违者轻则杖100，重则处绞刑或斩刑。
到永乐、宣德两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松，海上私人贸易迅速发展。
到嘉靖三年起又屡颁禁海律例，结果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停止，严重摧残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的税法有田赋和商税，明初依照唐代的两税法，核定天下田赋，其数额列入《黄册》，即户口册，详细登记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情况，每年审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制定耕地的总清册，将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别登记，编成《鱼鳞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田赋分夏税和秋税两种，夏税收麦，秋税收米，官田亩税五升多，民田亩税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
到明中叶，由于赋役苛重，人民纷纷逃亡，生产受到破坏。
自嘉靖至崇祯年间进行赋税改革，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其主要内容是：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役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银不按户丁分派，而按地亩承担；以县为单位，将全部徭役银分配一县的田额上，平均负担，改变了原来按里分摊的办法。
“一条鞭法”既是税制化繁为简，又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明代改变宋元以来商税繁苛的情况，规定商税率为130。
明神宗时，派出税监到全国各地去监督收税，逼得机户停机、窑主歇业、盐工抗税、矿工暴动、市民罢市。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内监孙隆到苏州充任税监，他勒令除已征税外，每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
机户因此停工，几千织工染工失业。
生活无路的织染工匠2000人集结于玄妙观，公推织工葛贤等几人为首，高喊“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冲向税监衙门。
斗争坚持了三天，打死税官、恶棍十几人，火烧了税监衙门，孙隆逃跑了，加派的税银取消了。
………………
而在明之后，就是清，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军政法令，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位，10年后被拥戴为皇帝，建国号大清。
这个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马背上的君王，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所考虑的问题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弱小落后的民族，如何去统治有数千万人口的先进的汉族呢？
为此他提出了“参汉酌金”，“详译明律”的法制思想，明确表示法制是“立国之本”。
这一点表明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统治经验，他们懂得只有适应汉民族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以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才能够长期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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