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对，就这么办，说的太对了，就这么办，走，告御状去，咱们告御状去。”
“哈哈，没错，告御状去，咱们告御状去，一定要把这案子捅到天上去，让全天下人皆知，知道那群武蛮子的歹毒，知道这大宋朝到底是谁的天下！”
说着，一群文举生大笑之下，是转头就走，直接朝着皇宫奔去，准备敲响皇宫门前的等闻鼓，告御状，把这事上达天听，让天家来与他们做主，也让天下人知道他们文举生厉害。
“呼～～～”
而见得一众文举生终于离去后，王朝马汉，包括一直躲在后衙等待消息的包拯等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心想总算是把这该死的麻烦给送走了啊。
虽然对于包拯来说，撺掇这群文举生去告御状，而自己这个开封府长官置之不理，也是一桩不小的麻烦，不过比起亲自处理这桩麻烦来，无疑要好上太多了啊。
嘿嘿，这该死的麻烦，就让官家去头疼去吧，毕竟这天下都是你的，你不头疼谁头疼，更何况，这重文轻武的风气也是你们弄出来的，就更应该你们去头疼了啊！
包括一众围观百姓见状，都是兴奋不已，心想这下有更加精彩的热闹可以看了啊，真好，绝对不能错过，料想这事一定会霸占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的汴梁城头条的，一定得赶快去看看，先睹为快啊。
于是也如潮水般轰然跟了上去，准备一观这场热闹，好掌握第一手的谈资，好在之后跟朋友吹嘘。
………………
说起告御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像是这些年来曾播出的电视剧，特别是如《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等古代审理案件的电视剧，相信对“击鼓鸣冤”的桥段更是不陌生。
虽然这其中有戏说的成分，让许多人觉得并不真实，但其实，在古代还真有击鼓鸣冤和告御状这种事。
例如在《帝王纪》中就曾提到，上古时期的贤明君主尧舜时就设有“敢谏之鼓”。
任何人有劝谏君主的意见或是蒙受了冤屈都可以击打此鼓公开处理。
至西周时，有明确的史书记载称，周天子居住的宫室正门外就悬着一个“路鼓”，有专门官员负责看守。
若是有百姓击打此鼓，官员必须立即层层通告，冤情若重由周天子亲自处理，不得延误。
后来，百姓击鼓鸣冤所用之鼓就有了专门的名词，也就是本文中的“登闻鼓”。
在晋朝时，也允许申冤无门的百姓直接向朝廷申诉。
从此，这项制度在隋唐之时都一直沿袭，唐律更是规定，若有百姓击打登闻鼓，官员必须受理，否则官员便有罪责。
而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在宋太宗时期，曾发生一件关于登闻鼓的趣事。
某日，京城的登闻鼓被一个名为牟晖的百姓敲响。
宋太祖赵匡胤好久没有听说有人告御状了，以为民间有了莫大的冤情，命人将百姓叫来，准备亲自处理。
结果牟晖见到赵匡胤却说，家里有个下人将一头猪给弄丢了，因此跑来向皇帝抱怨。
赵匡胤听到竟然是如此一个“案件”，无奈之余，却也没有动怒，反而是赏赐了牟晖一千钱，让他再买一头。
处理完百姓的事后，赵匡胤是笑着对宰相说。
“连丢猪之事都来告御状，看来民间没什么冤情啊。”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宋朝百姓“击鼓鸣冤”门槛之低，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也因此，许多“击鼓鸣冤”的事件、民间故事、包括戏曲多以宋朝为背景，也侧面说明宋朝在这项制度上的实行力度是超过其余朝代的。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将这一制度沿袭了下来，还专门设置了官员管理。
一旦民间有百姓前来伸冤，任何官员不得阻拦，违者重罚。
若冤情巨大，皇帝需亲自审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同志乃是农民出身，当了皇帝之后依然不忘本，非常的关心农民的生活，而且非常痛恨官员的贪污腐败。
所以在洪武18年，他是亲自参与发行了一本《大诰》。
其中就明确记载了如果各地方官员有压迫百姓豆或有贪污腐败的事情出现，百姓可以手持这本《大诰》一路到南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状。
而且只要手持一本《大诰》，百姓就可以畅通无阻。
如果还有各级官员敢阻拦他们，那么这些官员全家都要被处死。
在这样严刑峻法的压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较方便的告状，同时，那些官员们也都战战兢兢，不敢再阻拦了。
当然，朱元璋也会对百姓说的情况进行细致调查，一旦发现这些老百姓是诬告，他也会严加惩罚，因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
因此在朱元璋在位的年代，还真有这么一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群，此人就是江苏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洪武十八年（1384年），陈寿六因受地方官吏顾英欺压，愤然与亲友一起将顾英捆绑，头顶《大诰》送到南京来向朱元璋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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