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大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不然他想要在诗人辈出的唐朝，崭露头角，也没那么容易。
而武则天时期，女皇帝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一旦通过了前面考试，学子们便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亲自考问，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
但在，唐代殿试还只是偶然行为，没有形成制度，一直到了宋朝，才固定下来。
此外武则天还开创性的设立了武举，考试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举考试算是在唐朝末年的混乱时期发挥了重要作。
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中国历代武举生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此外唐朝还诞生了一位文武双科状元，此人便是郑冠。
823年，郑冠高中文科状元，828年，郑冠又中武举状元，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中武举状元的人。
此外除了考生们可以自己联络考官，培养感情外，官员们也可以向选拔部门推荐自己心仪的考生，这称为“公荐”。
同时因为唐朝是一个诗歌的王国，所以在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甚至一度只考诗赋，不考其他，也偏离了选官的主旨，算是不务正业了。
毕竟作诗写赋是文学功底，只能说明你文学素养很好，可是文学素养与为官所需的政治能力并没有直接关系。
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门第荫袭，所以终唐一代，官员队伍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占多数。
可是到宋朝，这一情况却大大改观，首先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有学者统计，在唐朝290年中，科举共取进士6603人；而在两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试成绩的进士达人。
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举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三年举办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选考试称为“乡试”或“解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中央级的考试。
同时宋朝严禁“行卷”和“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
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
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
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之前还要进行搜身。
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
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
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
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样一来，宋代科举制大大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颇为不凡。
而且学术上也有成就，着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
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还有就是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
这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说了，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
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真正的打开了通道。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
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包括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
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
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
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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