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的产生。
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
现代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
“考选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从而有效的抵御了官场的腐败及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极大的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为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的影响，堪称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甚至有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
早在1835年，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英文杂志上撰文探讨中国的科举考试，并预言。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到了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席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上提交宣读的论文《中国的竞争考试》中。
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向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他认为这将对美国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以往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技术方面的发明。
丁韪良的观点对美国的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过一定影响。
l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争取建立文官制度时，借用了丁韪良的说法，认为考试选官的效用比指南针和火药等更大。
1943年，邓嗣禹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西方考官制度的影响的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他查阅了70多种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专着和论文，他们大多是发表在1570年和l870年之间的英语版本。
依据大量的资料，邓嗣禹得出结论说:“毋庸置疑，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西欧国家，为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它们自己的特点。”
与此同时，还有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说。
有证据表明，第一，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英国广为人知。
第二，有关那个时代竞争考试理论的期刊文章和议会辩论均与中国的这一制度相关。
第三，议会内外一致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创立的一种制度，而且不容否认。
第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先于中国而是用一种竞争性的官员考试制度。
即使到了1947年，美国学者克拉克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考试中的子弟与才士之争》一文中指出。
“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马克伊尔在1996年研究了各个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及其渊源以后，得出结论。
第一，在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中，西方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华帝国的影响。
第二，竞争考试以及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并且这种制度已由中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准。
第三，中国的经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以及精英高级公务员制度。
第四，这些制度的绝大部分都带有通才和非代表性官僚占统治地位的特征。
第五，比较而言，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具有专才占统治地位的特点。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西方国家急于研究、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近现代西方社会需要的公务员制度的时候，发明了科举制度的中国人却在迫不及待地铲除这一制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在科举被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当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举之以前诸形态。
民国年问曾借鉴西方体制推行公务员制度，由于种种原因，那只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l949年解放后，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全抛弃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们借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于l982年，原劳动人事部在《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首次提出了“考试录用”要求，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坚持考试，择优录用”的方法。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l993、1994年，国务院选后正式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它标志着考试录用工作开始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也标志着我国录用公务员考试体系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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