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法国、德国比较早期就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精髓而建立了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但是还是较不稳定和正规，对其他国家影响也较小。
而英国在16世纪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它于1855年以后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而卓有成效，因而后来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所仿效。
因此英国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影响的典型国家和重要中介。
也难怪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像是斯当东爵士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
“中国的考试据说永远公开举行。监考人员以及到场的长官和地方官员不许存一点偏见私心。”
“举子得参加笔试及口试两种，这一点同英国大学考试制度有些近似。”
“录取的人不止于取得一个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径。”
“即使考试落第的人，只是由于他参加了考试，有助于社会文化，也可以取得从事若干职业的身份。”
“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公开的和平等的，没有人被排斥在这种机会之外。”
“但事实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比穷人子弟多，自然录取的机会也比穷人子弟多。”
“虽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穷人子弟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制度脱颖而出。”
“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安慰。”
“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除非考试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有学问和才干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这种制度对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利的”。
他赞扬了中国的科举制和中国政府。
英国人麦杜思在中国封建制度已进入晚期，科举选士这一政治制度也已严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纪中叶，在他撰写于1847年间的《留华札记》中，仍极力主张西方国家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
他高度赞誉:“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问的人。”
对于麦杜思对科举选官制度的这一评估是否具有科学性，当然还要作具体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
实际上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国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读书人中的精英豪杰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标榜的“尽入吾彀中”。
诚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也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哪种人才选拔制度能够确保这一点，毫无遗漏地把所有优秀人才“入彀”，为国家所用。
要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完全做到“野无遗贤”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审视，麦杜思的评估是有道理的。
应该说在英国有着一大批中国的崇拜者。
其中密迪乐最为持久并几乎是狂热地鼓吹实行中国科举制，他坚持认为:“中华帝国之所以长治久安，其原因仅仅是也完全是因为它有个只提拔德才兼备者的好政府。”
他强烈呼吁建立起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水平，并促进大英帝国的团结。
而英国人约翰逊更认为:“知识和显赫是一回事，升迁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结果。”
科举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才具取得官职，即使皇亲国戚也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英国学者强调的不是中国科举制的具体实施的细节，而是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公开竞争。
一般学术界、教育界人士都认为，英国18世纪开始实行的考试制度是直接模仿中国的。
《大英百科全书》就曾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于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
至于对美国的影响的话，要知道美国的文官制度是在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
但仍有详尽的证据表明美国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重要影响。
比如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联邦政府任用官员的制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华盛顿总统到亚当斯总统，任用官员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品格。
第二时期是从杰克逊总统到1883年，任用原则是“政党分赃”。
第三时期是从1883年现代文官制度确立以后，任用原则是“竞争择优”。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人马丁博士(中文名丁韪良)，出席了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会议，并宣读了题为《关于中国的竞争考试》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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