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目前，国内有关中国古代间谍问题研究的专着还很少，特别是皇城司这种密探组织，几乎没有太多的史料记载。
我们所能看到的相关着作大多是带有通史性质的间谍史，很不全面，因为这些着作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个案为中心，就事论事，很少将间谍活动放入历史大背景中去考虑，在具体的战略战术方面也鲜有涉及。
而作者菌之所以和大家谈谈皇城司，是因为宋朝是中国古代间谍发展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代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历史时期，它有着许多独特之处。
这也许要归功于有宋一代频繁的战争。
在长达320年的宋朝统治时期，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共存，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军事斗争极其频繁，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宋与周边各政权间的间谍活动在以前各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成为中古时期的一个高峰，在间谍手段、间谍水平和间谍理论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发展。
需要说明，皇城司，最开始其实不叫皇城司，而叫武德司，在太平兴国六年才改为皇城司。
按《宋史·职官志》的记载：“皇城司：干当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
根据《宋史》所载，皇城司明面上的主要职掌应该是保卫皇城，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除去作为天子的直属机关担任保卫皇城的职务外，它还是一个拥有专职侦察人员，具有侦察权力的机构。
关于皇城司的探事职能，作者菌查到的史籍中这样记载。
“皇城使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勾当官四员，多差亲信有心力人”。
“人物伪冒不法，则讥察以闻”。
显然，皇城司是具有探事职能的，今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皇城司是“天子的耳目、爪牙，也就是作为特务侦察机关，不仅稽查官吏、军人的非法、阴谋活动，而且有时还缉捕盗贼”。
由此可见，皇城司是宋代皇家的情报机关。
皇城司中主管探事的是皇城司探事司，它隶属于皇城司。
职掌是派遣亲事官于京师中侦探流言蜚语与图谋不轨者，近似于便衣侦察机构。
具体的探事人员称为逻卒，即皇城司探事司亲从官，也被称为察子、亲事卒、武德卒。
皇城司最初被赋予探事职能，是因为“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
也就是各割据政权还未荡平，国土还未统一，天下还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掌握各方动态，将各种不安因素消灭于襁褓之中。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侦探工作，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设立了专职的情报机关。
“蜀平，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防止新占区反叛的防御措施。
史载，宋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皇城司的探事职能。
皇城司探事的内容无所不包。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
也就是说，皇城司的探事内容已经细化到了民间的突发性琐碎事件。
皇城司的探事职能有两项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对内刺探、缉捕外国间谍，阻止其刺探本国情报；对外监察本国使者、接伴使，防止其泄漏国家机密。
在对内收捕外国间谍方面，因为皇城司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京城一带，所以其大部分针对的也只是活动于京城的间谍。
宋朝的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全部重要政府机构，是最接近中枢首脑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各国间谍最为亲昧之地。
时人就曾感慨：“辇毂之下，岂无外国谍人？”
外国间谍在京城的具体活动情况，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我们无法了解更多，但从零散的记载中，还是可以推测一二。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政府下诏：“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
同年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
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诏：“令捕谍人之在京城者。”
熙宁八年（1076年），“诏：‘外国刺事人，令都亭驿、开封府密遣人迹捕。告获一人，赏钱千缗，仍与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与酬赏。’时北人泛使将至，虑有奸人窃觇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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