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我们已无法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宋朝的间谍活动是一项由政府指使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特殊活动。
此外宋朝与周边政权的较量主要在各沿边地区，这里不仅是正面战争的第一线，同时也是双方间谍战的第一战场。
无论哪一方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募谍、用谍，在千里边境线上斗谋较智，试图获取对方的第一手情报，做到“知己知彼”，在对峙中占据主动地位。
宋朝边防间谍的组织与派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边臣个人根据需要招募、派遣间谍；二是由沿边各州军及安抚司招募、派遣间谍。
这里面包括边臣个人的间谍行为，因为宋朝的沿边城市由于与敌国接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一旦战争开始便首当其冲；烟燧不起之日，这些城市就是对外交流的前站。
故历代皇帝都对这些城市守臣的选派和任命持谨慎态度，所选任的大都是强勇干练之臣。
这些守臣的举动往往有着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因而他们更加重视敌方情报的搜集工作，其目的在于洞悉敌情，以便根据敌方的动向制定相应的策略，恰当地处理双方关系。
北宋初年，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负责间谍事务的组织机构，间谍的招募与选派全部是由守边将领负责。
北宋国主宋太祖不仅是一位开国帝王，也是一名用间高手，在北宋统一的道路中曾多次利用间谍为宋军开路，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63年，宋太祖欲征荆南，于是派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以使臣的身份为掩护，前往荆南刺探情报，并指定了需要探知的具体内容为“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卢怀忠带回了“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距健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的重要情报，为宋太祖平定荆南解除了顾虑。
964年，宋太祖伐蜀前，事先策反了蜀国间谍孙遇、赵彦韬和杨蠲三人，不仅获得了蜀国主写给北汉主的蜡丸书，为向蜀国开战找到了借口，还让三人“使指陈山川形势，戌守处所、道里远近，画以为图”，获取了蜀国全部的战略情报，结果是王全斌毫无悬念地拿下了蜀国。
972年，南唐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宋太祖深忌其人，便贿赂林仁肇的侍者偷了他的画像，单独挂在一室里，“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让南唐主以为林仁肇投靠了宋朝，“国主不知其间，鸠杀仁肇”。
这样，宋太祖只是略施小计，便让南唐主诛杀一忠臣，自毁长城。
因此，宋太祖对于间谍的作用和间谍活动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自北宋建国始，就选派得力的将领镇守边防，并给予他们极大的经济自主权专门用于招募间谍，刺探敌情。
“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西山，武守琪守晋阳，李谦溥守隰州，李继筠镇昭义，赵赞领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管榷之利，悉输军中，仍听贸易而免其征税。召募勇士以为牙爪。故边臣富于财，得以养死力为间谍，蕃夷情状，无不预知者”。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北宋“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使得宋朝百姓免去了战乱之苦。
这都是因为宋太祖“善用将帅，精于觇候之所致也”。
此后，守边诸臣都十分重视间谍活动，并善于利用间谍来搜集对方情报，或离间对方君臣关系，或散布假消息，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宋太宗时期，何承矩守雄州，鉴于“边鄙之人，多负壮勇，识外邦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因而他“推诚御众，同其甘苦”，雄州百姓皆乐为其用，“边民有告机事者，屏左右与之款接，无所猜忌，故契丹动息皆能前知。”
李允则知雄州18年，“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契丹不敢南牧，朝廷无北顾之忧”。
宋真宗时期，边将曹玮“善用间，周知虏动静”。
韩琦、庞籍知定州时，皆善于拊循当地土着居民，使其成为自己的爪牙耳目。
庆历中，合门使张亢知高阳关，“每遣谍者，厚以金帛，无所吝惜”，以虏主身边的宠姬为内间，“自是虏中动静必告”，“时边城多警，每一挂搭，所费甚厚，惟高阳独否”。
西夏未臣服于宋时，有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为西夏贵人，有材谋，号为大王，深为元昊所重用，边臣欲以谋间之。
“庆历二年，鄜延经略使庞籍，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而泾原路王沿、葛怀敏亦遣人持书及金宝以遗遇乞”。
种世衡守青涧城，也以僧人王嵩为间谍，让其携带蜡书前往西夏，离间元昊与其重臣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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