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符二年（1099年），前知保州、西上阁门副使张赴罚铜十斤，展三年磨勘，以不觉察妇人阿刘等出入北界故也。
同时在仁宗时期，朝廷还特意发布了禁边令，禁止士人游边。
如庆历元年（1041年），上封者言。
“近有停闲、丁忧、不及第人多游边。停闲者不思己过，致犯律法。”
“丁忧者不执亲丧，唯务经营谒托。不及第者不言文理讹谬，无由进取。”
“凡得聚集，例生怨谤。况国家未宗，宜杜绝此辈，望降指挥三路都转运司辖下州县常切觉察，无令聚集，非土居者，悉禁游边。”
因为庆历初年，正逢北宋与西夏用兵之际，在这种敏感时期，如果放任“停闲、丁忧、不及第人”这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详悉朝中和境内虚实利害之人游历边郡，聚首诽谤，万一为敌方所招诱，导致国政机要情报的泄漏，将对边境安全产生极大的隐患。
故此，赵祯才发布禁边令，禁止士人游边。
而且为了防止间谍潜入本国，宋朝很重视对北来人员的限制。
像是天圣六年（1028年），诏河北缘边安抚司，契丹归明人尝授伪官者勿留。
以及嘉佑五年（1060年），诏河北两地供输人辄过黄河南者，以违制论。
初，边臣言，两地供输人，旧条私出本州界并坐徒，后仍更从杖，恐渐入近南州军刺事，难以辩奸诈，故复着此条。
辽国间谍常以宗教身份潜入宋朝刺探情报，故宋朝政府专门下令限制沿边寺院对云游僧人的收留。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令河北缘边寺院，不得留契丹界人为行者。
至和元年（1054年），诏代州五台山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籍。
时雄州言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台山出家，以刺探边事，故条约之。
在在景佑三年（1036），朝廷还特意“置代州五台山勾当寺务司及真容院兼兴善镇烟火巡检事，京朝官、使臣各一员”。
这实际上就是宋朝政府专门针对僧侣间谍而设置的反间机构。
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宋朝还对边防军机图书发行与流通加以限制。
因为书籍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其所载信息包罗万象，难免不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密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而这一方面正是敌对国想方设法所要得到的重要情报。
因此，涉及到边机的图书除了作为商品流入外邦外，周边国家也都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此类图书。
如夏人为了买书，多次以策马数十匹作为酬值。
辽使也利用出使机会在东京与宋朝商人“私相贸易”。
使宋朝涉及边机军事的图书大量流入境外。
故如何完善边防图书与情报的控制制度，防止机密外泄，成为宋朝反间谍工作的重要内容。
边防政治、军事情报的外泄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边防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对此，两宋政府多次下诏，颁布禁书令。
而北宋时期所禁图书的类型重点在于士大夫的文集。
因为宋朝以崇儒右文而着称。
士大夫享有的社会、政治地位之高，是其他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这也相应的激发了士大夫的参政热情，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拳拳报国之志随时随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这一思想也理所当然的流露在文集之中。
因此，士大夫的文集中多有其政治见解的直接表露，内容或往往涉及到国家机密，如果输入境外，很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史载，“北戎和好以来
（澶渊之盟），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此将皇朝臣僚着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
大量内容涉及边防军机的书籍源源不断的流入夏、辽境内，引起了宋朝君臣的高度重视。
欧阳修就曾对此问题提出过担忧，“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苏辙也曾指出：“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为不便。”
故此，北宋政府频频下达禁书之令，严禁相关图书外流。
景德三年（1006年），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
甚至天圣五年（1027年），诏民间摹印文字，并上有司，候委官看祥，方定镂板。
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缘边榷场商人往来，多以本朝臣僚文集传鬻境外，其间载朝廷得失，或经制边事，深为未便，故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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