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称官中高抬斤两，或言多方退难，遂便虬于外面预先商量减价。”
“其园户各为畏法惧阉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间，势不获已搪。”
“情愿与商旅商议，每斤只收七分实钱，中卖于官，所余三分，留在客人体上，用曦充买茶之息。”
“才投场中卖了当，即时却是铃客人明立姓名，正行请买。……。”
“如此则钞是园户只得七分价钱，暗亏三分，官中虽得三分之息，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未曾出息。”
从这一段话就可以看出，商人官吏两者是如何相互狼狈为奸，共同敲诈园户的伎俩，仅凭这一条材料就可使我们一仓览无余了。
所以，从上面种种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许多结论。
比如第一，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和商人共营、共利关系的结成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虽然汉武帝时也曾实行过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但到了北宋时这一政策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所以北宋除解盐和川蜀官井盐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部由官府经营外，国家对其他的盐以及茶、矾、进口烷的香药等都采取了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控制资源再转卖给商人销售的方式。
这也可以说是北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毕竟庞大的商品流通体系，在古代那种封建国家是难以完全包揽，独家经营的。
这个道理连着名的大词人欧阳修都认识到了，他曾说“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
“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
“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蒲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飞为国之利益损。……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曜欲专而反损。”
因为“夫欲使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馁共之，常得其五也。”
所以“不惜共利而筐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
同时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商业资本的力量也变得空前壮大了，茶商有的拥资巨万，数目惊人。
前文所述朔一次买茶19万斤的田昌、欠官府贴纳钱14万贯的李士宗等只是其中的代表，可见他们掌握有多么丰厚的财富。
像是太宗至道年间，陈恕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使各陈利害。
此后茶法变革时征询各个茶商的意见似乎成了定制，就连对商人深恶痛绝的李谘在两次实行贴射法前，也不得不照例把商人请到三司衙门，“以访利害瘗”。
除却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兴风作浪、左右政局更是各大茶商的惯用伎俩，像是上面说的见钱贴射法的时行时废便是最好的明证。
就连北宋茶商直接当官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可以说大茶商势力的膨胀，是宋代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化，共同成为封建统治支柱的重要渠道之一。
惟其如此，北宋政府在推行政治经济政策时就不得不依靠这股社会力量了。
除此之外的话，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榷茶制度下官府和商人的相互利用，对稳定北宋封建国家的统治也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
因为众所周知，北宋王朝始终存在着边防危机警报长鸣、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也根就是所谓“积贫积弱”的三大统治难题。
这三者密切关联，相互影响，在北宋前期边地军需物资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有集中反映。
榷茶交引法恰好一定程度地缓解了这狄些难题。
首先，商人的入中使边地“切于馈饷”的状况明显改观，缓和了粮草供应的紧张局面，有利于巩固北宋边防。
其次是，边防军需的供应，倘完全由农民承担，则势必加重其负担，而且还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τ。
如淳化五年柳开知豳州时，见州县“调民送军储环州，岁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钞，而转运司复督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耔，且曰:力所不逮，愿就死矣:……今农蚕方作，再运已劳，老幼疲弊，畜乘困竭渺。”
此后通过入中制度的调节，便多少减轻了农民负担，从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再次入中偿茶，由于在粮草和茶叶折换的中间环节不再出现现钱这一中介物，既“不出都内钱”。
使宋政府财政拮据窘况有所缓和，也便利了官府和商人双方的交易，减少了东南地区茶叶的积压，对促进茶叶贸易有所帮助。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宋政府尽管牺牲了局部的茶利，但从稳定统治大局着眼看，却一举数得。
所以，当天圣七年“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茶法”时，宋仁宗征询三司使寇瑊的意见，寇瑊说:“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锶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庑，法岂可数更。”
赵祯对此深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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