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契丹统治者并未对汉人实行严格的强制性改俗政策。
但是在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下，承袭唐末五代北方社会胡化传统，辽代幽云汉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同生活在契丹本土的汉人一样存服饰上表现明显宋神宗熙宁年问，沈括出使契丹，记载燕蓟“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IIJ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f1国。”
艮饰虽有变化，但不是很严重，到了宋哲宗朝，经过近百年的胡化，燕云地区汉人的服饰变化在宋使眼中竞达到了“哀哉汉唐馀，左衽今已半”的程度。
还有像是1993年在河北宣化发现的张匡正墓中，其墓葬前室东壁上相对绘有碾茶童子和吹火童子，二人一为左衽，一为有衽，可知汉服和胡服都是当时北方社会中的流行大众服装。
至于燕云地区汉人发式上的胡化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鸡肋编》中记载:燕地“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
乃至于近年于河北宣化发现的辽韩师训墓中，其前室南壁墓门两侧各绘一髡发门吏，西壁绘一髡发马夫;后室西南壁绘有一幅宴饮图，其中一歌者髡发。
辽张世古墓，墓主葬于天庆七年(1117)，其后室东南壁所绘宴饮图中，有一髡发男子;同时发现的六号墓，同为辽代晚期汉人墓葬，墓葬前室东壁茶道图中绘有三个髡发侍者形象。
这些髡发者的发式均接近于契丹人，但墓主都为汉人，墓室中的壁画描绘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所以这些髡发人应该就是有胡化倾向的汉人。
同时汉人的胡化，还表现在婚俗的改变之上。
要知道胡汉通婚在契丹辽地中屡见不鲜，太宗于会同三年(940)十二月，“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于汉人婚娴。”
及到世宗即位之后，契丹与汉族上层之间的通婚，不再以南面官为限，到兴宗时期“谋臣韩绍芳献议，(四姓)方许婚焉。”
而且，在胡汉通婚的同时契丹的某些独特婚俗也在汉人婚姻中出现。
像是异辈婚，也就是不同辈份之间的婚姻在契丹本土地区的汉人中出现较多。
据《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耿延毅的原配夫人耶律氏是其舅父韩德冲的女儿，而他续娶的夫人就是原配夫人的侄女。
韩氏家族中涤鲁的儿子，韩敌烈娶讹里本娘子为妻。
这位讹里本娘子是萧胡靓古太师与当阿夫人的女儿，当阿夫人就是涤鲁女儿，韩敌烈姐姐，也就是说敌烈娶了甥女为妻。
当然，异辈婚在燕云地区不似契丹本土地区普遍，但是也有少数情况，以上层汉人为主。
如在今北京(辽代南京)大兴县出土的《马直温妻张绾墓志》中就有反映这种契丹婚俗对汉人影响的真实记述。
张绾的叔父祖名张俭，是辽圣宗时的着名汉官。
张俭的二女儿嫁给了郑弘节，其女儿被封为为晋国夫人(即张绾之母)。
这位晋国夫人就是张俭的外孙女，但又嫁给了张俭的侄子张嗣复。
这种异辈之间通婚的习俗在汉族的早期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如汉惠帝曾经娶他的姐姐鲁元公主之女张氏为妻，这便是舅父与甥女为婚。
哀帝娶了他的祖母傅太后从弟的妹妹，这是与外家诸姑为婚。
但是，需要说明，我国古代最早从唐代就开始禁止汉人之间的异辈婚。
如《唐律疏议-户婚》中就规定虽无服，但辈行高于自己如“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
至此以后中原的汉人视这种婚娴为小正常的行为，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之下更是可耻的。
但是这种异辈之间的婚姻存北族社会却源远流长，而且算是十分普遍，如契丹的九位皇帝中就有四位皇帝(世宗，景宗，圣宗，道宗)与他们的皇后不是同辈人
于是，在强劲的契丹社会大环境下，高度胡化的部分汉人在婚姻习俗上受到了北方民族的影响，与契丹人一样视此种异辈之间的通婚为平常之事。
包括游牧民族传统的“抢婚”也现在辽属汉人的婚俗之中。
在辽金时期流行于燕云地区节日“放偷”，在《契丹国志-岁时杂仪》和洪皓《松漠记闻》卷上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即在正月十六这天，纵偷一日作为娱乐，偷盗的内容既可以是物品也可以是女孩子。
“放偷”之日过后，双方会共同饮酒庆祝，若偷盗的内容是女孩子，则成就一对姻缘。
文惟简在《虏廷事实》中对于这种“偷盗女子”的行为有更为详细解释:“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
由此可见“放偷”一俗应是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中的“抢婚”习俗
这种婚俗是中原汉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在幽燕地区却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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