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官员搜寻不到此人，以李布翁为归顺人为由，革除归顺土知州岑佐祚并将其审问。
雍正八年，正式以“骄纵乖戾，不守官箴”的罪名将岑佐祚革职，后该土州无人承袭，请求改土归流，设立了归顺知州。
又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家族内斗，土司赵康祚因犯谋杀而被强制改流，属崇善县管辖。
以及在明朝时，泗城岑氏土司成为广西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土司，领地东到东兰州界300里，西到上林长官司界120里，南达田州界180里，北至贵州永宁州界1000里，面积广大，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
岑氏土司怙恶不悛“横征滥派，众不聊生，以致杀劫为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擅自调兵4000驻扎于南盘江，准备进攻贵州普安州。
鄂尔泰在平定乌蒙、东川、镇雄三大土司后，继续南下，驻扎于贵州安龙。
岑映宸见机不利，自知犯罪难逃，携缴印请罪，肯定免死。
鄂尔泰顺势革去岑映宸官职，改土归流。
岑映宸的家人被安排回原籍浙江安插。
因岑映宸的祖辈曾在镇压三番之乱时有功于清廷，同意将岑映宸的弟弟岑映翰授予八品官，留居泗城，但是规定不准干预地方相关事宜。
泗城土司不改恶心，终被清廷改流。
至于改土归流善后措施，笼统的说，改土归流后的善后措施是指在革除土司后，在其原辖区为更好的实施流官制而进行的维护工作，善后工作进行的合适与否，关系到改土归流的成败，为防止复土、安定民生，清政府从妥善安置土官、重划疆域、革除旧习、选派流官人才、建设民生工程五个方面对土司管理旧地进行合理善后，收到显着效果，为稳定改土局势、安定民生起到了积极效果。
鄂尔泰对改土的善后工作十分重视，他在奏折中一再强调“若不筹画万全，相机而动，即剪除土官，亦难以善后”。
同时他也认识到善后措施的关键所在“善后之难，尤难于创举”，只有把改土归流的善后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完成流官制。
还有就是妥善的安置土官。
这也很重要，清廷在对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怀柔政策为主，没有处死过壮族土司。
除个别罪大恶极又不服从改流的土司被处以重刑，例如云南镇沅土官刀瀚因欺压百姓、强占土地被处以斩监候；贵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抢劫杀戮被处以终身监禁，其余多选择安插办法。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对贵州、云南、四川、湖广、广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规定，犯有“斩绞重罪者”，把其家人选择较远的省份进行安插，对犯“军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邻省，同时须接受地方官员不定期的检查，以防其寻衅滋事。
让土官强制迁离本土，是对其有“党羽相助为非”的顾虑，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后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台了具体的土官安插办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随父母、兄弟迁移；对无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没有父母、兄弟，允许其妻妾子安插于省城，免于外迁；对因犯军、流罪的土官，其家属必须同土官一起迁移，但是如果在迁移之前犯罪土官身亡，则酌情同意其家属免于外迁，安插省城。
安插于省城的土司家眷都要受到地方官吏的管束和不定期的检查。
雍正一朝安插土官的地方，主要有江苏、江西、安徽、浙江、陕西、广东、河南，其中以安徽、江苏、江西为最多。
安插之后，便于土司生计，规定“每十名拨给官方五间，官地五十亩”。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专门发布指谕要求：“从前云、贵、广西等处不法土司，除首恶惩治外，其余人等则安插内地，给以房屋地亩，俾得存养，不致失所”，雍正帝要求地方官吏对土司给予关照“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该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并饬有司等不时体察”。
保证土司的安全，以显示“皇恩浩荡”。
对于土司这种“厚待”，雍正主要是想让土官能在安插之所定居下来，断了回乡之念，不要返回原籍再生事端。
但是仍有土司思思乡心切欲回原乡，雍正十年，广西土官赵殿烘欲潜回原籍，立即被捉回安插地。
对改流土司实行异地安插是一种改流善后工作的重要手段，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一是使土司离开了世袭的势力范围，远离了土官残余势力，很好的遏制了土司势力的发展。
二是在安插地，土司被迫使入乡随俗，接受当地官吏“照顾”，从思想观念上慢慢被熏陶，接受了改流事实。
还有就是重划疆域，在改土归流后，对原土司辖区重新疆界，一方面可以瓦解土司管理根基，使土司失去对原辖区的控制力，削弱在当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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